避暑山庄周乾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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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