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炒房、炒股、炒币，甚至是炒鞋。最近在云南，由于当地生猪价格处于全国价格的洼地，一些不法商贩，竟然组成“炒猪团”，想尽办法跨省收猪、贩猪、炒猪。由于十分金贵，一些地方的猪甚至过上了“吹空调、住楼房、坐电梯”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猪”。

    现代猪如此享福，古代的猪又当如何呢？会不会同猪不同命？在猪年的尾声，就让我们跟随科技日报记者的笔触，回顾一下几千年来人类与猪同行的历史吧。

    各地区独立驯化本地野猪 中国最早的家猪发现于河南

    家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运兵介绍，目前国际上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土耳其的卡耀努等遗址，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前。

    中国是欧亚大陆家猪6个独立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和罗运兵，通过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骨材料进行骨骼形态的观察和测量、病理学研究、数量分析、年龄结构统计、考古背景解读、食性分析、古DNA分析等，确认中国最早的家猪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年代为距今9000年左右。

    “我国猪类资源十分丰富，其系统演化也相当完整，多学科的证据表明我国家猪是由全新世的野猪驯化而来的。”罗运兵指出，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研究初步显示，猪类驯化有一个跨越上千年的漫长过程。

    距今7000年以前，家猪已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遗址当中。比较研究表明，前仰韶时期，各地区考古遗址的猪群显现出较鲜明的地域差异，至少整体上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大类群。这为我国家猪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较确凿的动物考古学证据。

    罗运兵认为，结合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我国猪类驯化可用“本土多中心起源”来概括。它既是本土起源的，同时又是多中心起源的。对我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家猪起源道路应该是独立驯化本地的野猪，但也不排除一些地区直接从外地引进家猪。

    5000年前已有猪圈出现 为省饲料古人春夏时节尽量牧猪

    猪的饲养方式，一般有放养、圈养以及圈养与放养相结合3种方式。罗运兵认为，驯化初期，估计主要是以放养为主，完全的圈养可能出现较晚。甲骨文中的“家”字，从字形上看，像是房屋下面有一头猪，其本义可能为饲养家猪的稳定居所，也极可能与专门豢养猪牲有关。

    圈养方式起源于何时何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介绍，陕西姜寨、半坡，河南西坡，山东北辛、三里河，浙江河姆渡，江苏龙南等遗址据称都有圈栏遗迹出土。

    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圈栏遗迹的大小、结构、包含遗存等进行分析，认为陕西姜寨和半坡遗址的圈栏作为猪圈的可能性较大。这表明猪的圈养方式至晚在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汉代，家猪饲养业得到快速发展。汉阳陵东侧的丛葬坑中出土了排列密集的彩绘陶猪俑，有公猪和母猪，还有阉割的猪，表征了家猪饲养规模的扩大和选育技术的进步。

    吕鹏认为，汉代明显存在家猪放养和圈养两种方式。譬如，汉代陶猪圈生动展现了圈养猪的情形，而《史记·平津侯传》中则记载了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曾“牧豕海上”。

    在圈养的情况下，养猪需要饲料，往往与人争食。所以，古人为了节省饲料，尽量放牧，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猪篇中说：“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同时，尽量利用人所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残羹冷炙。除了农产品及副产品可以用作饲料之外，野生的植物也可作为饲料，正所谓“猪吃百样草，饲料不难找”。

    除文献记载之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是如何饲养家猪的。吕鹏介绍，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至商周时期，华北与华南地区的古代居民分别把小米的秸秆、谷糠这类谷草和稻米的秸秆、谷糠这类稻草作为家猪的主要饲料，华中地区家猪则既吃谷草又吃稻草。这三个地区家猪的食物来源恰好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粟作、稻作、粟稻混作农业区区划一致。

    中原地区最爱吃猪肉 猪在商代中期以前是主要祭祀用牲

    国人对猪肉的青睐不仅限于今日，而是源远流长。据吕鹏介绍，贾湖遗址当中猪骨破碎而且数量众多，佐证了当时人类对猪肉的大量食用。破碎的猪骨，很可能是古人敲骨吸髓所致。大量碎骨的出现，则说明食用量大。

    就整个史前时期而言，猪被广为食用，这在考古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我们对全国300处考古遗址进行统计，均发现有猪骨遗存，猪骨破碎且有明显的加工和食用的痕迹。”吕鹏说。

    猪肉消费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原地区以猪为主要的肉食资源，随着家养黄牛和绵羊的传入，在距今5000—4000年，形成了以猪为主，包括多种家畜的局面，奠定了该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生业基础。西北地区的肉食资源，在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时期开始了从“以猪为主”向“以绵羊为主”的转化，草原畜牧和游牧生业方式最终在此地生根发芽。南方地区的古代先民由于优越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因此家猪的饲养规模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这句农谚告诉我们，养猪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还能为农业提供肥料。猪粪中氮、磷、钾含量高且比例适中，肥效全面。而且猪粪是速效肥，可以直接施到地里，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不像牛、马粪要经过发酵才能施用。

    “猪身全是宝，一样扔不了”。在中国古代，猪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肉食、肥料，还有更为深刻的仪式性使用和文化内涵。

    “在驯养之初，家猪已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吕鹏指出，贾湖遗址中已用家猪下颌作为随葬品。因其“常畜而易得”“故因其便以尊之”，猪在祭祀当中的“优位”现象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罗运兵对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祭祀用牲的骨骼遗存进行详细统计发现，猪是史前动物牺牲中出现频率最高、数量最大的一种动物，这表明猪被广泛地运用于仪式性活动中，成为献祭的主要祭品。

    商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用牛祭祀且多用牛头，从而完成祭祀用牲由猪优位向牛优位的转化。至迟到春秋时期，“太牢”（牛、羊、猪的组合）成为官方宗教和仪礼活动中的固定用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

    随着古代经济的发展，猪的文化内涵日益世俗化。“梳理‘与猪同行’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人们的生产技能、生活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也逐渐变化和丰富。”吕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