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的成果库里取出一个专利进行转化，要给学校多少转让费？站在国有资产管理角度，科技成果定价是一件矛盾的事。为回避国资管理风险，大学和科研院所往往先和意向合作方协商初步价格，再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怎样让更多科研人员利用学校科技成果开展创业活动？就得打破条框不走寻常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探索科研团队主导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创造性地趟出了“分割转让+成果评估”的转化新路径。即，通过协议约定将知识产权按1元名义价格进行分割，确定学校和科研人员共有成果所有权，而后再委托评估确定转化价值。

    “在科技成果转化行为发生时，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以一元名义价格转让给科研人员，达到‘从1到100’的奖励激励效果。”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群彦解释说，当然，1元名义价格的分割，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转让流程安排，科研人员在成果评估后再按照30%比例向学校支付。

    “不管是《科技进步法》还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所涉的‘利益分配’均属于成果转化后的激励机制。是否可将‘事后激励’转为‘事前权属激励’抑或‘事中权属激励’？”中科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唐素琴认为，事前、事中权属激励模式已在我国科技成果活跃的地区试点探索，理论界将其概括为“西南交大模式”和“上海交大模式”。

    分割转让+成果评估，纸上专利“变现”

    自2015年—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通过“分割转让+成果评估”转化模式，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科研人员的职务科技成果超过200项，转让后的评估价格超过6亿元，用于教师创办的企业接近40个，带动社会投资超过20亿元。

    数字的背后是示范效应的放大。在上海交大带动下，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逐渐接受这种成果转化方式，开始试验和探索，以促进教职工的创新创业活动。

    2018年双创周上，北京术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术锐）的智能手术系统现场演示缝葡萄皮等精巧操作，让不少人感叹不已。2019年，该公司完成融资额约为6000万元的A轮融资，融资主要用来扩充研发团队、专利全球布局、拓展适应症范围和开展临床研究。

    “两年来，北京术锐之所以能快速达到融资目标，得益于‘分割转让+成果评估’的转化方式，将科技成果向科研团队转让，是团队以知识产权增资方式投资北京术锐的必要条件。”刘群彦说，这一成果转化过程可分解为四步。

    第一步，上海交大将“智能手术系统”科技成果以“1元名义价格”，按70%比例向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徐凯教授团队转让。第二步，上海交大和徐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职务科技成果市场价格。第三步，学校通过挂牌交易方式，向徐凯团队转让剩余科技成果（30%）所有权。第四步，徐凯团队获得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权后，将其出资给北京术锐。至于学校的收益，上海交大允许科研团队在5年内，向学校分期按照30%的比例支付转让费。

    职务成果转化和创业，面临三道坎

    值得关注的是，科研人员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职务科技成果进行作价投资，实现成果转化和科技创业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社会投资者期望与科研人员“捆绑销售”，科研人员则希望将像“自己孩子一样”的科技成果，作为资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

    “由于科技成果与有形国有资产在管理上的同等性，高校、科研院所往往无法向科研人员直接转让职务科技成果。”在刘群彦看来，产生的不利后果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科研人员自办企业较少向单位申报，或即便申报也不被认可，导致“地下创业企业”大量存在；其二，科研人员创业过程中，大多数将职务成果由企业申请专利，导致职务科技成果的“界面模糊”；其三，创业企业出现规模效益后往往融资困难，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荣获2019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的上海交大特别研究员卢策吾，也是利用科技成果创业的教师之一，他感慨：“这种方式让成果转化成为可能，幸亏当初我回国时选择了上海交大！”

    “在尊重创新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科研成果转化中不合理的条框，将职务科技成果交由科研人员直接创办企业，成为上海交大几年来成果转化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刘群彦说，这一模式产生的社会意义在于，通过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赋予，使得科研人员实现科技成果创业目标。

    突破现有管理规定，事中权利激励

    “上海交大的‘事中权利激励’模式，不是普遍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而是通过职务发明人或团队主动表达转化意愿来启动协议谈判。”唐素琴坦言，在这种背景下，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和科研人员转化热情相对较高，转化组织能力相对完善，成果转化有针对性且效果可能更明显。同时，借助评估价格，即通过协议明确单位获取转让费数额的做法，也部分消除了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大多以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放在柜子里不进行转化的‘成果’无非是纸面上的权利。”刘群彦认为，这种以“事中权利激励”为特点的改革实现了所有权激励的突破。

    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和政策下，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被归结为无形国有资产。2019年《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修订后，向他人（包括科研人员）转让时应当由单位通过文件，自行决定是否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转让。国有事业单位为了回避风险，往往规定按照评估价格转让。

    刘群彦介绍，上海交大以“一元定价”方式，将部分所有权向科研人员协议转让，然后由学校和科研人员共同评估，学校享有部分（30%）采用挂牌交易方式实施。该做法突破了修订后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而在“事中奖励”探索上，上海交大向科研人员转让所有权的模式，将70%的奖励“前置”到科技成果所有权奖励，这一做法突破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研人员的现金和股份不低于50%的“事后物质奖励”模式。

    在唐素琴看来，“上海交大模式”尽管相对合理，但“一元”基础转让费的确定依据、成果评估价格高低，以及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分割比例等问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还需通过理论和实践进一步验证。

    如何打破国有资产管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桎梏？“根本上还需对国有科技成果的财产属性和管理模式进行突破。财政部近日通过的国资管理新规定，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释放了科技成果灵活运用的新信号。”唐素琴指出。

    “上海交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实践，证明有利于促进科研人员以科技成果从事创办企业活动，且不损害国家科技创新的公共利益。”刘群彦建议，希望国家能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等国有事业单位，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向科研人员协议转让。同时，从法律和政策上要区分科技成果和国有有形资产的性质，并启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