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01日 星期二
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内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墙内墙外两重天。
纪世瀛:我是中关村最早“吃螃蟹”的人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记 忆

    红砖、素瓦、铁皮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东北角一间破旧的库房里,1980年,由纪世瀛、陈春先、崔文栋创办的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诞生。

    纪世瀛被誉为 “中关村第一村民”。凡事称为“第一”都很不简单,除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研究所、第一家民办研究院都出自他手。今年77岁的纪世瀛见证了中关村从无到有,中国高新园区由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

    回忆第一次“吃螃蟹”的经历,老人坦言说自己当时是热血青年。“正是浓浓的爱国热情,不忍心看老百姓过苦日子,想要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的纯朴思想促使我放弃了金字塔尖安逸的生活。”纪世瀛说。

    1967年,纪世瀛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是严济慈的关门弟子。创业之前,纪世瀛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工程师,陈春先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内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墙内墙外两重天。”纪世瀛说,当时还不允许公职人员下海经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灰尘满布,大墙外的社会却看不到一眼,更谈不上推广应用。

    压抑、苦闷,浑身有劲使不出来。一天,中国研究核聚变的领军人物陈春先闯进了纪世瀛的宿舍。“老纪,你愿不愿和我一块搞个新试验?一个更大的试验,更大更重要的聚变,科研与生产之间的聚变。”

    当时,陈春先刚考察完美国128号技术公路和硅谷归国,心潮澎湃,决定也要搞中国的“硅谷一条街”。

    1980年10月23日,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创立,无工商注册,无法人代表,中关村的“科技游击队”就此开始“游荡”。

    “现在创业是光荣的事儿,就连总理都来关注创业大街。”纪世瀛感慨,回想我们那时候犹如身处黑暗隧洞之中,四面楚歌。

    创业初期的技术服务部,政策没有,开账号不行,刻章不成,由于太“超前”,没有国家法制环境来保障这一新生事物,被人认为是个“怪物”。因为服务部提供咨询服务挣了3万元,每人发了15块的奖金,惊动了中科院,技术服务部于是被查账、封门、盯梢,甚至立案调查。到1982年,技术服务部被彻底封门。

    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邻居拍门喊醒,“你们可以翻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1月29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为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随后,中央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

    之后,纪世瀛又和陈春先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1987年,在民营企业陷入发展低潮时,他又出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一干就是14年,为中关村民营科技发展奔走呼号。

    中关村,曾经的京郊小村,正是一代又一代创业者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开拓创新,才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其成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到如今的创业高地。

    “中关村不可复制,但中关村精神可以复制。”纪世瀛总说,“如果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中关村,中国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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