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和整体上管住，发挥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近日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表示，它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就是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着重强调遵循科研规律。

    《意见》提出，要改革对高校的评价方式，减少过程管理；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在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中向优秀团队和导师倾斜。徐飞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加强宣传，让高校、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都能够知道这些政策。“把政策用对、用好、用足，让政策真正落实、落地、落小、落细，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

    管理应服务于完成科研任务、产出科研成果这一目标

    《意见》指出，要减少过程管理，突出创新导向、结果导向和实绩导向，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实行中长期绩效管理和评价。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微电子集成系统研究所所长储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若主管部门的考核、评估过多，高校就会疲于应付，自主权也无从谈起。一旦评价的指挥棒有所偏颇，还会产生负面效果。“只要涉及到评价，无论是评价什么，相关的目标、规划都还是由一线老师制定，增加的依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负担。”《意见》中提到，评价要突出创新导向、结果导向和实绩导向，储涛也提醒，“创新导向”和后两者有较大差别，毕竟创新不能按结果论，尤其不能功利化。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我希望主管部门能尽量少管、少评，给予高校和高校的科研人员充分信任。”储涛感慨，“学校的口碑不是评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可能最理想的状况是，不管过程，只要结果，即看是否实现当初承接项目时承诺的目标。但现在还无法做到完全不管。”徐飞说，这就需要把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中长期管理和短期管理、量化管理和综合绩效评价有机结合起来。“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管仍然必要”。

    不过，无论怎么管，都要服务和服从于圆满完成科研任务和产出高质量科技成果这一目的。

    其实，在科研项目结果评价方式上，近年来也有所改变。徐飞说，以前科研项目结题、验收时更看重的是“量”，关注你完成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出版了多少著作等；而现在结题时，考量的是“综合绩效”，更加强调“质”，强调标志性成果，会综合考量项目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看成果的创新性，不再单单是“数数”。

    名额倾斜是大势所趋，增加名额需求依然存在

    对于人才，《意见》也指出，具有相应授权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中，要向承担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优秀团队和导师倾斜。

    徐飞表示，对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来说，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是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研究生名额投放，也要以绩效为导向，“这是资源配置的改革”。徐飞表示，改革已经在一些学校实施。“开始时可能会有老师不适应、有情绪，但这是大势所趋。”他强调，对学校来说，需要制订一套公开透明体现绩效导向的研究生指标分配规则，对教师形成正向激励。

    不过，对储涛来说，问题不是研究生名额如何分配，而是能不能有名额。

    储涛所在的学院是国家九所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之一，但作为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他的“优待”也只是头五年每年可保证一个博士生名额；而学院的普通老师，则需要等上三到四年才能分到一个博士生名额。“僧多粥少”的现象，在办学实力强的学校或学院尤其突出——优秀老师进得多，但博士生名额没有或者只有少量增加。

    “没博士”，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些很有能力的老师，没有博士生名额，看到国家项目不敢争取，只能放弃，这是一种损失。”储涛现在带着一个二三十人的团队，但他的博士生目前也只有一名。老师们也想过自己花钱培养博士生，但很难操作，名额也相当紧张。储涛期待，教育部门能够增加对国家紧缺、急需领域的博士生名额投放；也综合考虑各高校的实际情况，给有实力的培养单位增加博士生名额。“能否在博士生入口上适当放宽，允许部分教师自筹经费培养博士生。如果担心博士生培养质量，主管部门大可以严把出口关，设立导师责任追溯制。”储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