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各地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之后，多地又打响了总部企业争夺战。

    近期，各地纷纷升级现行总部经济政策，在总部认定标准、扶持标准等方面发力，增强对各类总部的吸引力：比如上海出台“30条”瞄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南京提出总部企业落户最高奖1个亿……

    在地方政府眼里，总部企业就像是一个会下蛋的老母鸡，引来一家总部企业，抵得上几家非总部企业。更有甚者，将过去打造总部基地城市的思路，进一步升格为打造城市标签。在西安，企业落户时往往加上“丝路总部”的称号；而武汉则要打造全国最大的互联网“第二总部”聚集地。

    “总部企业不是你想吸引它来，它就会来的，有可能花了钱引来的只是一个‘二总部’。”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胡汉辉教授认为，吸引总部企业是市场需求和规划愿望的结合，“大家可以去参与总部企业的竞争，但是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注意差别化决策，特别是要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选择落户时往往会“嫌贫爱富”

    “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大型跨国公司和行业领军企业……虽说每个城市对总部企业的认定标准不同，但基本涵盖了这些关键词，但是在经济学家眼里，总部企业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总部企业一般是指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来进行参股和控股，形成一定的企业集团。”胡汉辉解释说。

    记者查阅南京市政府出台的《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其中对总部企业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母公司须为世界500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大型央企、中国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分别设定不低于3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资产总额标准，对行业领军企业设定行业排名前十且资产总额不低于10亿元的标准。

    总部企业如同军队里发号施令的司令部，不仅领航产业发展，还能辐射周围区域。国际或区域性企业总部集聚，更是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象和经济结构，使城市品牌形象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各地政府竞相吸引总部企业落户，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总部公司的资源配置能力上要比一般公司强，另一个就是有税收的好处。”胡汉辉认为，总部企业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诸如税收供应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就业乘数效应、资本放大效应等诸多外溢效应。

    此外，总部企业的集聚度也会大大提升城市的虹吸效应：即当城市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量级，会以更大的纵深来吸附海内外的优质资源，人才、资本、信息等高度聚集，形成超级巨无霸城市。

    因此，与传统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是，总部企业在选择落户地时，也大多“嫌贫爱富”，喜欢在管理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扎堆。根据胡汉辉的研究，总部企业一般喜欢去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好，管理水平高，效率也更高，供它进行利用和合作的资源也多一些。

    未来城市格局或重新洗牌

    总部争夺战其实并不陌生，第一轮的总部企业争夺战发生在本世纪初的北上广深。

    2003年，北京打造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拉开建设总部基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序幕；稍早于此，上海出台 《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京沪二地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一触即发。

    当时，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迎来一波搬迁潮。企业走出亚洲经济中心香港、新加坡、东京，寻求下一个“落脚点”。同场竞技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市率先发力。

    时移世易，新一轮总部争夺战在二线城市打响。从去年到今年，多个城市出台相关文件。这些城市诚意十足，拿出真金白银来吸引总部企业落户。南京计划到2020年，新增总部企业100家以上，对新认定的综合型总部企业，落户奖励最高可达1亿元。

    而事实上，近年的确有不少大公司的区域总部和功能总部落户到二线城市。2018年，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优信集团决定将总部由北京迁至西安，阿里巴巴中西部区域总部和腾讯西南区域总部均落子重庆。2019年，华为又宣布全球存储总部落户成都。

    同时，各地对总部企业热情高涨，也折射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变迁，以及未来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

    “总部企业对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创新结构影响是非常大的。”胡汉辉说，总部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强，落户后会更多地考虑在总部周边发展一些配套的事业部，比如建立研发机构，而研发机构又会和当地的创新体系相融合，与当地的高校展开合作，这样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地的创新体系起到重组和提升的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曾指出，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活动，因此能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争夺“总部”，意味着城市的竞争正在向新的层次攀升。

    新一轮竞争拼的是产业生态

    在这场争夺战中，尽管各个城市都拿出巨额“诚意金”，但毕竟主动权是在大企业手上，谁才能真正引来“金凤凰”？

    “在新一轮的竞争上，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它的产业特色是什么，它能够吸引什么样的总部，然后在培养这些总部方面去下功夫。” 胡汉辉认为，争夺总部企业拼的并不是一次性的补贴，而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分身”出“第二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小米第二总部已落户武汉；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据其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至2017年间，有45家公司公布了“第二总部”的选址，而仅2017年一年，该数字已达18家。

    当前，国内本土企业“第二总部”的争夺集中在热门二线城市之间。武汉、成都、南京、西安等城市成为了企业的选址首选，主要归功于这几个城市都拥有多所高校资源，企业在寻找最适合孵化“第二个家”的落脚城市时，高校的数量和学生质量肯定是考量的关键因素了。

    不难理解城市对于“总部”的渴求，但是也有人担心，地方政府投入巨资引来的可能只是“二总部”或“功能型总部”，是否会让巨额补贴打了水漂，或助长了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

    胡汉辉认为，总部公司是一个成熟的企业，不是说你给它多少优惠条件，它就往你这来，它一定是首先从自己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首先这些总部企业自身觉得在这儿有可持续发展的前途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