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读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记得，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演过一场“双簧”，为白话文的风行立下汗马功劳。人们或许不太了解的是，他们俩还曾就摄影演过另一次“双簧”。

    1927年10月出版的《半农谈影》中，刘半农开篇就说“我友疑古玄同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旨哉言乎！旨哉言乎！夫摄影之为低能玩意，正不待不爱的人说，便是我这冒充爱的人，也肯大承而特认。问其故，则因‘摄影太容易了：无论何人，五分钟之内保可学会。’五分钟之内可以学得会的东西，当然进不得艺术之宫，因此，我们这班背着镜箱的特种‘皮带阶级’，当然也就没有披起长头发，戴起阔边帽的福缘！”疑古玄同就是钱玄同。这段话写的风趣幽默，“皮带阶级”之称尤其生动，背着匣子相机的摄影人形象跃然眼前。

    钱玄同是否真的说过“低能儿”的话，已不太容易考证了。想来钱玄同本也是好诙谐的人，即便真的说过，可能也是朋友间的玩笑。刘半农借机说事儿，目的也不在与钱玄同争辩，而是借此提出摄影应有的艺术追求。用刘半农的话说，照相可分为“写真”与“写意”。“写真”是“复写”，也就是清楚地把实物的形态记载下来。而“写意”照相，则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随时随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来，必须有所寄籍。被寄籍的东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籍上去之后，就变做了活的。”如果说“写真”更体现出摄影的技术性，那“写意”更偏于艺术性，强调的是意趣。正如刘半农所说，“云作灰白色，不甚绵密；风力每秒钟二公尺，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五分”，这便是一篇没有意趣的“死账”，“云淡风轻近午天”就是具有艺术味儿的意境了。

    刘半农的这些思想，对摄影在中国成为一门艺术厥功甚伟。摄影术源自西方，但诞生不久就传入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街头就有了营业性照相馆。到上世纪初，照相馆在北京已十分常见，有一首竹枝词形容当时的情景道，“明镜中嵌半身像，门前高挂任人观；各家都有当行物，花界名流大老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的摄影器材大量向亚洲倾销。中国人玩摄影的也越来越多，上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已有照相馆近70家。

    刘半农就是在上世纪初接触到摄影的。他说：“我学摄影，可以分作两期：第一期在十七八岁时，买了一个小镜箱，玩弄过一两个暑假。这一期的事现在已经很模糊，只两年前所作小诗中有‘暗红光中的蜜吻’一句，算把当时的影子补记了一点。第二期起于1923年秋季，那时在巴黎，因为不眠症闹得很厉害，又买了一个小镜箱随便玩玩；此后没有什么摄影展览会，都随便看看；有关于摄影的书报，也随便买来翻翻。”这段“夫子自道”说得很谦虚，符合刘半农一贯的性格和文风。1934年刘半农去世，鲁迅在纪念文章中用“活泼”和“忠厚”来形容他，并且说有人批评刘半农“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不过，刘半农的摄影造诣特别是摄影的理念并不“浅”。周作人写的刘半农墓志以“精妙”二字论其照相技艺。刘半农确实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作为一门艺术的摄影，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冒着炎炎酷暑，到颐和园去拍荷花，顶着寒风到北海拍雪景。他还给孩子们用硬纸壳做相机，外出摄影也常带着孩子一起去。在一幅名为《西湖朝雾》的照片上，刘半农自题曰：“摄雾景难，摄西湖雾景尤难。费胶片十五始得此帧”，足见其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

    1931年，蔡元培回顾上世纪中国文化时专门提到摄影，并说摄影本是一种“应用工艺”，到了美术家的手里，“选拔风景，调剂光线”，就具有艺术的意义了。他还特别提到“光社”。在摄影史上，这是赫赫有名的社团，造就了我国第一代摄影艺术家。在一篇文章中，蔡元培也说刘半农是光社的“重要分子”。

    刘半农1917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又在蔡的支持下，1920年赴英法留学。1925年，刘半农回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两年后，加入光社。刘半农入社可谓众望所归，很快成了光社的精神领袖。刘半农在光社时期的一大贡献便是出版《光社年鉴》。今天，我们回顾摄影史时，还常常震惊于老照片之精妙，感叹这份资料在保存历史的同时也让后来者领略到光社当年在摄影界的巨大影响力。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还有刘半农为《光社年鉴》所写的序言，其中有这样的话：“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算不枉做，我们送给柯达克、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这个目的并不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得到的一天。”今天已到了手机摄影的时代，玩摄影不必是“皮带阶级”而只是“举手之劳”了，就像古代文人以书画自娱一样，摄影也成了今人的雅好。此时重读刘半农在90多年前的话，或许更能引起我们一些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