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履职一年间

本报记者 陈 瑜

    参加传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宣教传染病防治知识……履职一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感慨：“平台变大了，责任更重了，要求更高了。”

    去年由于准备时间太短，来不及到更多地方调研、更深入地了解情况，蔡卫平提出了两个与本身工作关联性大的建议。

    多到基层调研，察民情、听民意，蔡卫平今年带来的四个建议里，有了更多调研的“影子”。

    参加传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是蔡卫平2018年的一项重头工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看到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及将进行该项工作，我当即主动请缨。”

    蔡卫平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已治疗超过两万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参与过无数次传染病疫情的处置。2018年7月参加在广东开展的执法检查时，蔡卫平深入基层了解更多情况。

    作为曾全程参加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人处置的专家，蔡卫平结合检查情况，谈及法律中的一个漏洞。

    “当时速度很快，香港那边一通报，这个人从深圳过关了，后来找到这个病人，并把和他一起乘车、那天晚上一起吃饭的都找出来了，在一个酒店隔离观察7天，没事了再放出来。”但蔡卫平说，如果有人告状可能会输。因为传染病防治法只授予在甲类传染病流行时可采取这种措施，对一个新的传染病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于法无据。同样，在阻止埃博拉病毒传染源入境时，会面临同样的尴尬。

    早期将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对控制传染病扩散有很大帮助。检查中还发现，一些新发传染病刚开始流行时，因为不算是国家法定传染病，当地没法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导致错失最佳时机。

    这次蔡卫平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没纳入本法规定的新突发传染病发生时，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决定对疑似感染者、密切接触者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以控制其流行。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期间，其生活费由地方政府承担。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前，蔡卫平曾是广州市人大代表。

    从市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蔡卫平觉得二者最大的变化是，思维方式要突破区域限制。

    将村卫生站全部纳入公办，这是蔡卫平以前当市人大代表时不太关注的领域。

    这是一次参加广州与清远产业对接调研的“副产品”。

    “国内不少地区村卫生站仍然是村办或者承包给私人，不利于筑牢最基础的公共卫生防线。”蔡卫平说，自己平时工作也很忙，除了几次专门调研，建议内容更多源于平时的积累，比如到粤东、粤西讲课时会顺道去调研当地的村卫生站。

    去年旁听的一场庭审，一名审判前被羁押了一年多的未成年人至今让蔡卫平感叹：“跟着学坏了，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惯。”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案中，付林被关押1年多后案件撤诉，但对其科学研究造成巨大冲击。”针对这个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蔡卫平提出建议，如何防止羁押权滥用、保护嫌疑人的权利。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曾引发热议。

    自认懂医疗不太懂法律的蔡卫平在微信群里，征求法律界、生物学专家意见。这次他提出建议，我国应尽快研究制订一部符合我国人民和人类利益、有约束力、有威慑力、切实可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法。

    回首履职一年历程，蔡卫平再次强调自己的理念：想要当好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可不能闭门造车！

    （科技日报北京2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