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2月22日 星期五
不再“流浪”的中国科幻
赵 强

    桂下漫笔

    这个春节,科幻这个看似十分小众的文学门类,随着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的全国热映,迅速成为全国各大媒体、众多社交平台热切关注的话题。一时间,《流浪地球》及其原著作者刘慈欣、《三体》、人类命运等,纷纷成了街谈巷议的热点,中国科幻也被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民文化狂欢。

    对于刘慈欣,我并不陌生。20年前,我由于担任国内第一本科幻杂志书《科幻时空》的主编、并参与策划大型科幻文学丛书《金蚂蚁科幻系列》(共7本),而和作者有过一次交流。当时刘慈欣曾给我们投稿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因为作品不太符合我们的策划宗旨,最终没有合作,此后我也失去了和作者的联系。直到2015年他的《三体》摘得国际奖项“雨果奖”之后,我才注意到,刘慈欣原来多年来一直沉默地坚守在科幻文学领域。

    中国科幻发展到今天,正是几代科幻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一直以来,科幻文学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发展也十分缓慢,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都十分稀少。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中国科幻由此进入第一个高潮。随后,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年)《大鲸牧场》(1963年)、郑文光《火星建设者》(1957)、《共产主义畅想曲》(1958年)、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3年)等科幻小说陆续走入人们的视线,但这些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1976年春,作家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掀起了中国科幻的第二次高潮。1978年,童恩正创作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当时国内的主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但斩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还在1980年被改编成电影,成为国内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尽管有一些探索性作品的出现,由于人们对科幻小说的陌生以及对科幻小说写作手法的不理解,对科幻文学的争论开始从姓“科”还是姓“文”,逐渐发展到是姓“资”还是姓“无”。到了1983年10月,一篇《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的文章更是将讨论上升到政治层面。从此,中国科幻开始了近10年的萧条期。

    我们说,科幻文学通常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幻想的外衣,是作者对未来人类社会认知和思考的一种表达。科幻写作费时费力,投入巨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极高,也因此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而多年来科幻作者的严重匮乏,以及读者的分布不均且数量不多,导致出版机构不敢或不愿涉足这一领域。相对于几十年间起起伏伏,甚至被极端边缘化,险遭被“流浪”命运的科幻文学创作,在科幻出版方面,相关出版机构也一直处于举步维艰,徘徊于“洼地”的尴尬境地。

    1979年《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创刊,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到了1998年,除了《科幻世界》之外,科幻杂志依然付诸阙如。当时就职于一家出版社的我提议创办一本新的科幻杂志《科幻时空》。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业的刊号资源十分紧张,主管机构几乎不再审批任何新刊,只能采取以杂志书也就是至今还流行的Mook书的形式出版。经过不到10个月的筹备,一本全新的杂志书终于在天津诞生,并定位于“大科幻”,先后发表了当时国内一线的科幻小说作者星河、许延风、凌晨、白墨以及叶永烈、宋宜昌、韩松等人的作品,还翻译引进了日本科幻小说家星新一的作品。不过,好景不长,虽然新杂志定价并不太高,但出版发行两辑后,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编辑出版投入巨大等原因而遗憾停刊。

    此后20多年里,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队伍也依然稀缺,相关资料显示,全国从事科幻创作的也不过几百人。而从出版角度看,除了近年来《三体》因获奖而收获了发行近300万册的至高纪录外,绝大多数国内科幻作品出版物依然停留在不温不火、区区几千册发行量的水平。在杂志界,一枝独秀的《科幻世界》也再度成为“唯一的科幻杂志”。科幻文学发表阵地的严重匮乏,也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一大痛点。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逐渐跃入大众视野,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据去年11月召开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公布的数字,2017年全国新出版和重版的科幻图书共232种,整体码洋为8.3亿元,其中新书占比约23.6%。而随着更多的科幻小说被改变为电影、网络剧、网络电影,更多的科幻发表平台的问世,可以预料,2019年,将是中国科幻的发展“大年”。

    机遇面前,还有太多的科幻创作短板需要弥补,太多的平台需要搭建,太多的科幻IP需要建构,太多的观念需要革新。希望在火爆的“地球”影响下,中国科幻能早日冲出洼地,走向世界。

    (作者系资深出版人、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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