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走笔

    黄仁宇发明了一把“历史尺子”，可以用来度量中国历史——这个新的方法就是，把研究中国历史的时间尺度从几十年放大到几百年，据此研究者可以一睹中国历史中的结构特点。他也因此而蜚声史学界。

    在西方人习惯于用“白雪公主或者老巫婆”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长期思维定式下，黄仁宇给西方历史学家建立了新的方法，得出了新的结论，实属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之幸，反过来也给中国史学界送来了新风。

    美国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美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尺度往往限于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度，如果把这个长度作为尺子来丈量美国历史，就像裁缝量布匹一样，无非十来下就量完了，如果拿来量中国的历史，那就只能见微失著了。就好比胃粘膜的自相似结构，如果做几何研究的拿着放大镜看，他会觉得这是个完美的分形表面，可是在动物学家眼里，那只是一个消化器官而已。如此类比，方显得黄仁宇的研究对于正确、全局地认识中国的古往今来是多么重要。

    为了坚持用这把尺子解读中国历史中的长期合理性，他受到了很多争议。其实，任何研究都会受限于既有研究方法的限制，产生对著名学者开辟的既有路径依赖，学术上的创新就难在这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发挥影响力得益于两个“反过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华人世界的喝彩，反过来提高了其著作在西方的知名度；学界外公众的认可反过来影响学界同行对其观点的评价。这两个“反过来”如此重要，有助于学界人士从自己置身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摘掉眼镜，看看阳光和青草不是他们在故纸堆里的那个样子。如果脱离了群众路线，学术研究就会限于“三自”的境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和自高自大。

    概其所有著作，黄仁宇的中国历史观包括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地理和气候因素造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但古代政府不能在数目字层面上管理基层社会和经济活动，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帝王和文官们使用意识形态达成同质化的社会，以求人们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第二，财产权的绝对至高无上、信用的扩张是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沿海国家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任何事物/事务都可以交易，都可以用数目字来管理。

    我认为第一条基本正确，有钱穆的观点“中国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是由政府失去对基层的控制而引起”可以印证。由第一条延伸出来，中国明清的失败也是由官僚管理所导致，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明朝的东林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文官集团，一群道学家组成的虚伪而无能的文人结党。黄仁宇在与李约瑟合撰《中国古代科技史》期间，将之与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技相关联：国家对基层的数目字管理在贸易量扩大时需要更多分工，于是促生了现代科技，而现代科技反过来会帮助数目字管理。

    作为一个经历过战乱、接受过西式历史教育并作出成果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无疑是重要的。我们评论其价值，不在于像某些文章那样标榜其为大师，称其为“奇侠式的学者”，那些恭维之词无助于正确评估。在我看来，他对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发明了一个“历史尺子”，解释了西方史学研究使用的尺子长度不适合量度中国，有这一点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