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思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在2002年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时对妻子说，我丝毫不认为我们有移居中国的可能。8年后，我们却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憧憬着在这个有着无限机遇的国度开启崭新的生活。北京是我妻子的家乡，其发展之迅猛超出了我第一次到来时的想象。起重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飞快的建设似乎令人毫无喘息之机。

    2010年我移居到北京，缘于担任北京大学科维理（Kavli，又译卡弗里）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KIAA）资深研究员的契机。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国际化研究中心，声望很高，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此后，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8年时光，岁月流逝，节奏飞快，又令人兴奋不已。中国现在仍处于上升轨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发展表现得尤为显著。我与中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共事，从中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但是现在，我不再是其间的一分子，因为今年早些时候，我已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担任副院长一职。从工作的角度，我会怀念在北京大学的时光，我的学生和博士后们过去也一直是研究所最多产高效的研究团队之一。而我在吸引外部研究经费方面成就斐然，团队也从不乏聪颖的青年人帮助我们一道面对重大科研挑战。

    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想在未来的20年里还做相同的事，我仍然雄心勃勃地渴望在国际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我仍打算与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科学界同仁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和友谊，但是一些事情的发生还是让我最终决定离开中国。多年来，科维理研究所的领导一直支持我的理想，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作为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人，我明显会感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存在。

    我因为外籍身份的缘故，多次被明确告知自己的一些想法无法实现。例如，有一次，我曾申请并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的职位。院长很欣赏我，但是学校副校长说，他无法准予外籍人员来做这项工作。另外，我在申请一些顶级政府经费支持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我还曾收到过几次私下的反馈说，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某些荣誉职位和奖励不会授予我。

    彻底地了断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数次移居海外的经历，我也越来越渴望在中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之后有一份可靠的稳定收入。所以当麦考瑞大学向我抛出橄榄枝时，我很容易就做出了再次变动的决定。虽然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全球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继续工作，但我深知，这个劣势足可以被生活在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所带来的诸多益处所抵消。尤其是作为一个曾在北京长期生活的人，我特别喜欢悉尼良好的空气质量：到目前为止，悉尼的空气质量指数仅有一次低于北京，那还是因为相邻的城市发生了森林大火。（但我此处想说明，北京政府改善城市空气的努力近期已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2013年1月的“雾霾末日”不太可能重演。）

    尽管中国科学研究的崛起不容小觑，但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抄袭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问题，导致中国的科研成就屡屡遭到质疑。对我来说，国际新闻媒体对中国科学家没完没了的严密审视——他们认为中国人明目张胆地践踏科研制度是常态而非例外——是相当不公平的。但是公平地说，这些不端行为的例子是中国科学界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科研人员的产出，有时甚至是工资，几乎完全取决于发表在国际同行评审刊物上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但不一定是质量），你要么是第一作者，要么是学生论文的通讯作者。奖励（金钱和其他奖励）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刊物的影响因子——一种衡量期刊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工具。因此，发表论文的压力很可能是我们在retractionwatch.com等网站中看到的过激行为背后的重要原因。

    知其可为而为之

    在中国开创科研职业生涯相当愉快，而且大部分时候都很棒。对于胸怀理想的青年研究者来说，将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科研强国作为备选的原因可谓数不胜数。首先，有很多参与大型科研项目的机会，例如30米望远镜，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光学望远镜，中国空间站望远镜，下一代粒子加速器等等。中国科学家也非常渴望建立国际合作，在国内科研界形成了普遍倡导合作的积极氛围。我在北京大学时不断受到各种热情的鼓励，人们期望我为自己和研究所赢得声誉。实际上，天空才是我的中国同事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科学界充满着活力和魅力，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

    科学也被中国社会视为有价值的追求。许多国家高层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拥有理工科学位。相比之下，在西方，很难在政府高层或决策圈找到有理工背景的人（当然也有一些罕见的受人尊敬的特例，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国，科学家处于高位，加上经济发展仍然相对强劲，因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金资助体系是一个健康的体系。

    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很容易拿到资助，内部和制度的政策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研究人员要提交高质量的项目申请书，来争取获得经费资助的机会。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有些外籍科学家似乎发展得不错，他们看起来生活得也很开心。我在与国外的朋友和同事讨论时，他们常常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去中国，有时甚至对那些搬到中国做研究的人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刷够存在感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来到中国面临的一个潜在的实际障碍是，如果有一天想要离开这儿，去世界其他地方谋求更高的职位，他们需要在国际科研界刷够存在感。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形，正当职业生涯早期，我的建议是，在申请去中国工作之前最好首先通过国际社区建好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一旦身在中国，再从头开始建立这种纽带关系，未来发展前景不太乐观，原因很简单——中国太大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机构相隔太远。因此考虑去中国工作的博士后应该慎重思考潜在的优势和劣势。

    许多青年科学家面临的另一个实际问题是，他们很可能有伴侣或家庭，因而不得不考虑伴侣或家人的健康问题。很少有国际夫妇愿意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长期任职，他们很可能计划在某个时间点再搬到其他地方。不幸的是，如果你有孩子，博士后的工资是负担不起中国大城市的国际学校的。悲剧的是，这个问题还无法简单地解决。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如果你是博士后或者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我诚心诚意地建议你，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永久职位之前，可以先在中国度过几年职业生涯。相较而言，更资深的科学家才需要考虑这样做是否裨益大过损害。对我自己而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重新来一次吗？也许会，但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我的一些基本需求，无论职业方面还是个人方面，肯定都要愉快地、充分地得到满足。

    （作者系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科学与工程学学院副院长、物理学与天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