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众多在“参军”门槛外奋斗的民企，2018年成立的北京中创智翔科技有限公司早早地拿到了“邀请函”。

    基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轴双层独立变距控制技术，该公司研制出中国版卡莫夫鬼怪式无人机，在工业与准军用级领域拥有广泛应用前景。虽然产品尚未定型，但已引起军方关注，好几家单位找上了门。

    不过他们的“参军”之路未必平坦。该公司CEO南占祥说，其目前尚未开始办理各种军工资质审查认证手续，但“一想就觉得头大”。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质证要求企业成立3年才能申请”一条，就意味着中创智翔想“参军”绝非朝夕之功。

    “目前的审查许可机制，导致民企进入得非常缓慢。”原空军司令部军事代表局副总工程师谭云刚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参军门槛外遭遇“死胡同”

    说起“民参军”难，杨俊飞深有体会。2016年，他所在的北京中航科电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申请保密资质时，陷入了“死胡同”。

    “按照当时规定，要想取得保密资质，需要跟军方签过合同，开展过项目。”杨俊飞说，“然而找军方签项目时，对方却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保密资质。”

    多次碰壁后，杨俊飞另辟蹊径。他们先找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开展合作，提供技术，间接取得了相关合同，再以此申请保密资质，终于解开了这个结。

    面临类似窘境的还有北京致臻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向军方提供包括仿真软件及硬件的虚拟训练系统，产品很受欢迎，但公司本身尚未满足“参军”条件，只能通过合作方式提供服务。

    相比亲自“参军”，这种“曲线救国”方式让他们负担了更多成本。致臻智造CEO郭志奇说，合作单位会要求参与一部分工作，由此不仅要分出一块“蛋糕”，也会增加一些流程和时间成本。

    根据军委装备发展部近期公布的数据，6年间获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民企由500余家增至2300余家，民参军“去门槛”初见成效。但谭云刚认为远远不够。“国内能够参军的民企至少有20万家。按照现在的准入机制，这些企业全部参军需要100年。”他说，“太可怕了。”

    采购管理体制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

    即便挤进军工门槛、争得项目，当前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采购管理体制也让民企们感到种种不适。浙江赫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节就对产品定价机制很有看法。

    “以我们给装甲兵配套的维修装备为例，军方每年审价的参考标准并不合理。”程节说，“一方面，他们拿着几年前的文件资料，要求我们不能超过当时的价格；另一方面，一些军工单位还会设定财务目标，每年在成本控制或采购经费上，要完成一定比例的压缩。”他认为，这种定价方式违背了市场发展情况，极低的利润率甚至是赔本买卖，让民企的参与积极性很受打击。

    同时，军方的计划经济采购模式流程复杂，从前期沟通、决定采购到付款，漫长的周期让许多民企暗暗叫苦。郭志奇说，致臻智造于2018年年初将产品交付军方使用，但是等军方走完付费流程拿到钱，估计要到11月底。

    杨俊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航科电每年军品项目金额达到数千万，在公司的占比接近一半。而长达半年至一年的资金回流周期，让公司周转颇受压力。

    “目前的装备科研生产管理和采购工作，基本上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反映的供求、竞争、价值、效益等规律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民营企业长期被限制在计划体制之外。”谭云刚评价说。

    所有制观念成最大障碍

    “目前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最大的障碍，是公有制、私有制的观念。”谭云刚说，“要彻底解决军民分离问题，需要打破国防科技工业自成体系、垄断封闭的传统思维，创新体制机制，让民企从源头上融入军工领域。”

    他建议将民口单位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纳入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计划，对不适应军民企业协调发展、有碍“民参军”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

    2015年，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宣布与阿里巴巴共同出资20亿元，设立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助推“北斗”。谭云刚对此十分认同。他认为应加快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结构调整，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军企改制，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此外谭云刚建议，以逐步实现“四证合一”、建立“黑名单”等方式完善武器装备市场准入制度；建立装备指令性计划采购与竞争性市场采购相结合的武器装备采购管理体制机制；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双向投资管理体制；实行所有装备承制单位一视同仁的免税、贷款、定价普惠制。通过上述手段，建立起充分竞争、科学评价、有力监督、有效激励的民参军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