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将华夏文明史自夏王朝提前了300年，关于尧舜的传说开始逐渐走向信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驽近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一提到“陶寺”，何驽就滔滔不绝。他从办公室书柜里翻出好些资料图，试图让科技日报记者更好地理解史前文明。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陶寺遗址考古队长，何驽已“蹲在”这个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史前遗址上十六载。随着证据链日益完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都”。去年，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里，陶寺遗址是中国唯一一项上榜的成果，这令两鬓斑白的何驽颇感欣慰。

    能够一辈子以兴趣为职业又干得出彩的人不多，何驽算是个幸运儿。

    在江汉平原炼成考古队长

    30年前，北京生北京长、从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的何驽，只身来到湖北的荆州博物馆工作。

    “我喜欢考古，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来硕士的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毕业时考虑到专业发展，想到长江中游地区有很多遗址，就来了荆州。”何驽说，当时荆州地区管辖范围的13个县市，大部分是文物大县。上世纪80年代末，江汉平原商周文化谱系还不太清楚，“我觉得去那儿能找到业务上的增长点”。

    荆州博物馆的工作条件也吸引了何驽。“我的志向是学术考古，就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而非随机的抢救性发掘。”他解释道，学术考古非常需要经费，这对那个年代的博物馆来说“跟登天一样难”。当时荆州博物馆门票收入不错，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经费投入到学术考古。

    在荆州的11年，是何驽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他不仅如愿摸清了江汉地区商周文化谱系大的脉络，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顺利成长为一名考古队长，还有意外收获——跨入文明起源研究领域。

    “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很丰富，比如天门石家河、京山屈家岭。”何驽说，通过分析遗址聚落和器物传递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信息，他开始迈入精神文化考古领域，“说白了就是研究古人是怎么想的。”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荆州地区的文物大县相继独立，天门、荆门、京山等先后脱离荆州博物馆管辖。“大约到1998年前后，我们的‘半壁江山’没有了，学术考古被大幅压缩。”时值基建全面铺开，荆州博物馆考古业务开始偏向抢救性发掘，这偏离了何驽的初衷。

    “父母也老了，我觉得自己该回北京了。”何驽说，20多岁毅然离家时根本没想过这些。“当时回北京唯一的途径是读脱产全日制博士，1999年我考回北京大学，提前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社科院考古所。”经过一个发掘季的考察，2002年春天何驽正式接手陶寺遗址发掘队队长的工作。

    揣摩史前中原人的宇宙观

    在指导陶寺遗址的挖掘过程中，何驽心里一直有张蓝图。

    “我根据陶寺遗址的地貌，结合考古调查和钻探的结果，参考在石家河琢磨出的古人建城的五行思想，试着揣摩陶寺的城市布局，然后按都城功能区来挖，一一验证我的预判。”何驽说，陶寺的中期大城总体规划是按其文化宇宙观来构图安排的。

    他翻出一张“陶寺中期城址规划宇宙模式微地貌航片”：东南“天位”附近有观象台和王族墓地，西北“地位”附近有农业聚落。正南“山位”对着正北“泽位”，正东“雷位”对着正西“风位”，西南“火位”对着东北“水位”。

    如果把陶寺看成4000年前的北京城，宫殿区会在哪儿？“2003年确认了‘水位’附近的夯土迹象，我判断阴阳调和、背靠水的最好位置是宫殿区。”何驽说，当时大家还不太认识陶寺的夯土，都觉得不靠谱，但也只能试着挖。4年后，终于挖出一个柱洞，接着又挖出三排柱洞，共计18个，“这能证明这里确实有宫殿”。

    2013年到2017年，陶寺的宫城范围得以确定，至此，何驽最初推测的宫殿区被整个围了起来。何驽打算在退休前把宫城这片区域挖完，整理清楚。

    一波三折发现古观象台

    “一次偶然和研究古天文的学者武家璧聊起，我说陶寺遗址可能是尧都，他突然问我能不能挖出个天文台，因为《尚书·尧典》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观象授时’的。”何驽说，对这一判断他也不敢确定，但他觉得应该能挖出一个天坛。

    “据初步钻探当时已经确认了陶寺遗址的‘天位’，它的附近肯定会有一个祭天的礼制建筑。”何驽说。

    2003年初，何驽通过钻探再次确认，“天位”附近存在一个从没见过的奇怪建筑基址。“感觉它的形状是等腰梯形，大家对挖不挖有争议，我觉得越怪就越重要，主张挖，结果挖出来一看是弓形的。”何驽说，“弓”朝向东南，弧线上有几道缝，延长线可交汇到一点，从这个点可以看到东南方向的日出。“这些缝很可能是观测缝，和观测日出有关。”何驽说。

    “7月大暑那天，我们试着从交汇点观测，然而日出时并没有光线进缝，日出的位置也没有观测缝。”何驽说，当时观测缝没挖全。等到10月，大部分观测缝被挖出来了，他们从5号缝看到了日出。“武家璧闻讯来到工地，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个观象台，建议我们实地模拟观测。他绘了图，回去算观测点。”

    沿着夯土柱基摆上大货架，简单复原了观测缝，何驽开始了一波三折的验证工作。冬至在历法中最重要，很多历法把冬至作为岁首，考古队员架好录像设备，冬至日前后共观测了三天。“最南边的1号缝完全没有进光线，2号只能进来一半，心一下凉了。” 何驽说，接下来的小寒连一点光线都没看到。但就在他心已拔凉拔凉的时候——大寒的早上，日出正好出现在3号缝当中。

    “后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美东先生推测，陶寺时期的冬至日出应该在2号缝里，只不过40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结果会向北偏。”何驽恍然大悟，他根据陈美东的建议，将最重要的2号冬至缝和5号塔儿山主峰缝交汇，在此基础上又重新调整了其他观测缝的位置。“我们修正了唯一的模拟观测点，2004年5月20日小满，从11号缝看到了日出。”

    何驽说，24节气不是都能看到日出，说明陶寺有自己的一套历法。“2号到12号这11条观测缝，最边上两侧的冬至和夏至缝用一次，剩下的各用两次，一共有20节气。”他说。

    1号缝为什么一直看不到日出？“因为是观测月亮用的。”何驽笑着答。

    一线问答

    科技日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考古的？

    何驽：可能是在初二、初三。那时家门前的路扩建，挖出古墓，我就拿着纸和铅笔，去把墓碑上的墓志铭拓下来玩。上高中时，我还去过西郊八里庄永安万寿塔，拓塔后面的碑，回家查碑文。高一时听考上北京大学的学长回学校宣讲，介绍考古专业，得知这个专业不仅涉及我从小喜爱的文史，还涉及绘图、摄影、田野调查，这些都吸引了我。特别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实习，那不是等于免费旅游了吗！当时我就明确了，我要学考古！

    科技日报：当年您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去荆州工作等于从京城到县城，家里支持吗？

    何驽：父母很尊重我，连一句拦的话都没有。我是小儿子，他们心里肯定舍不得。其实在荆州，除了专业发展，我还有个大收获——讨了个老婆回来！

    科技日报：关于您的名字，各种场合出现过“努”“驽”还有“弩”，哪个是对的？

    何驽：我身份证上是努力的“努”。“何驽”是我的笔名，学术场合都用它。因为我喜欢《荀子·劝学》里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班级刊物上我就第一次用了“何驽”作笔名。当时我的老师，也是我后来硕士、博士的导师李伯谦先生夸这个名字好，我就一直用下去了。至于弓弩的“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