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丛京生

    一流大学的使命

    首先我想谈谈对一流大学使命的看法。国内外每所大学及其中的教授们都面临着许多繁重的任务，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综合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世界一流的领军型人才。

    我在2005年—2008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计算机系的系主任。当然，每个系主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考虑如何提高本系的排名。为这个问题，我和教授们做了很多的思考和多次讨论。参考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比如说论文的发表数量及引用次数、科研经费的数量、培养学生的数量等等。我们发现，最稳定也最有说服力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系为全球的一流大学培养了多少教授。能在一流大学任教的机会非常有限，因为在聘任新教授时，我们都希望他（她）能在系里工作三四十年。因此选择新教授的标准非常严格，被选上的人选应该都有潜力成为领军型的人才。

    中国的一流大学为全球输出了众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但是国内大学培养的博士或博士后直接去世界一流大学任教的人数还是非常少的。近20年来，通过各种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国内的大学成功地从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杰出人才，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我认为在下一个20年，中国的大学应该大大加强领军型人才培养，实现高端人才培养的自给自足，及至最终为全球第一流大学输出优秀教授。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正循环——如果中国的大学能成为全球优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它也就能自然地吸引到全球最优秀的学生来中国高校留学，吸引最优秀的博士来中国高校当教师，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源的质量和学校的竞争力。

    因此，我建议中国的一流高校把培养领军型人才作为中心使命，在教授及院系的评估方面充分考虑其对领军型人才培养的结果。

    创建培养高端人才的最优环境

    国内高校在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若以培养领军型人才为目标，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特别是对优秀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比如在科研项目的选择上，应该考虑到让参与的博士生有机会开展世界一流的创造性工作，而且他们在项目的定位和发展上，要有足够多的话语权，而不仅仅是充当完成项目的劳动力。有些学校和有些教授为了追求科研项目经费的总量，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 

    另外要为研究生的成长提供充分的选择空间和最好的培养环境。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容许研究生互相选课，甚至互选导师。这样，学生虽然去了其中一所大学，其实享受了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异师资和环境。众所周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是世界最顶尖的学校了，但他们还是在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而进一步努力。

    这给我一个启示：国内的不少大学也有类似的条件可以这样做。比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距离比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距离还近，在工程和人文科学方面也可以有不少互补。我认为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互相选课的机会。

    这一类的探索很值得尝试。最终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为中国及世界培养更多更好的领军型人才。

    充分支持青年教师的发展

    培养领军型人才，特别要注意支持青年教师的发展。青年教师最敢于创新，也最可以集中精力去创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教授的发展做了不少努力，但从科研经费总体分布来看，还有可以改善的空间。在这方面，我愿意分享一下我的感受。2010年应林建华校长的邀请，我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高能效计算机应用中心。目前该中心有若干位年轻教授，主要是从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几年来，在学校和院系的支持下，他们在科研和教学上有不少成果，在国际顶尖的会议和期刊上都有论文发表。虽然他们都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支持，但他们反映，青年学者要想在国内主持重大科研项目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也注意了一下， 国内的重大科研项目基本上是由院士和资深教授牵头的，由助理教授领头做国家级重大项目的例子还很少（起码在信息科学方面）。这让我有些担忧。因为年轻学者的创造力是最强的，若不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对人才的浪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挥年轻教授的潜力，让他们都有机会做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科技指南的利与弊

    说到美国国家基金会“计算探索计划”，我想提一下我对制定科技项目指南的一点看法。由专家组制定的课题指南对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很有帮助，因为专家们见多识广，对科技前沿有较多、较深的了解。但到了科技的最前沿，想探索新的领域或方向，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全靠专家们制定的指南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了，因为许多创新和突破，都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20年前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是IBM，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研究中心和众多顶级专家。如果他们能想到网络搜索可以带来上千亿美元的产值，IBM早就进入这个领域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谷歌了。所以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计算探索计划”的指南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即希望提出的研究项目“能为未来的计算和信息科学与工程带来颠覆性的创新”。这其实就等于没有给指南，而是给予了大的空间和灵活度来鼓励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充分想象，以探索创新的突破口。

    因此，我建议在国内的众多科研计划中有一部分可以有比较明确的指南，来填补国家的科技空白并跟踪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有另外一部分科研计划应该没有具体的指南，可以让科学家们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们尽情想象、发挥。

    （作者系美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