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雪

    科学精神面面观

    “过了日喀则就没公路了。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沿着被军车压出的路，慢慢往前晃，最怕过河。”86岁的孙鸿烈院士声如洪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着近半个世纪前、他所经历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过河时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要穿着鞋，否则扎脚，上岸后只能湿着冻一天，晚上住下了，再用热水烫烫脚。”

    从1973年到1976年，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孙鸿烈已经记不清在哪、推了多少次车。回忆起野外考察的4年时光，他甘之如饴。他说，当时科学院系统对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往，一说上西藏，大家都很兴奋，争着去。

    去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启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科考队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几十年来，正是这种精神，感召着几代青藏科考人，在缺氧、高寒、恶劣的环境下，甘做科学研究的苦行僧。

    苦中有乐，勇攀世界屋脊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网站上的所长致辞里有这样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孙鸿烈院士介绍，青藏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其在科学层面的认识一片空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开展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非常有限。

    “当时，能查到的文献都是零零碎碎的，而且都是英国的。国际上高度关注青藏高原，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多少工作。”孙鸿烈说，“为了给国家争光，给民族争气，1973年，中科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由我主持工作。”

    野外工作，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晚上跟老乡买点牛粪烧火做顿饭，然后搭好帐篷，钻进鸭绒睡袋，就是一觉。野外考察最好的归宿是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上，“一个大房间里有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一层能睡十几个人。”孙鸿烈院士说。

    去年，孙鸿烈去藏东南考察地质灾害时专门坐车走了走墨脱公路。他说，1974年，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徒步走到墨脱，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科学大发现，是老一辈青藏科考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然而，这种工作模式，没人叫苦，甚至没人觉得苦。中科院青藏所姚檀栋院士赶上了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尾巴”。70年代后期，还是学生的他第一次上青藏高原，就深深地迷上了盘踞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壮美冰川，立志一辈子研究它。“出野外除了工作，剩下很多时间可以背单词，而且有美景相伴哟！”姚檀栋出野外时免不了得扎帐篷睡在冰上，但他宁愿把这些经历当作“公费旅游”。

    姚檀栋的青藏科考生涯正好跨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从汽车加徒步到飞机加越野车，从人工收集数据到卫星遥感，从铁锹铲子到无人机无人船……得益于辅助工具的进步，青藏科考的效率大大提高，但主要工作还得靠人，而且有些工作只能靠人。比如，做冰川研究，就要取冰芯，就得能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任凭设备更新换代，做冰川研究必须上冰川，始终没有商量的余地。

    2016年7月，阿里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冰崩灾害。研究显示，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我们急需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提出应对方案。”姚檀栋常强调。目前，姚檀栋的博士生胡文涛正在针对阿里冰崩建立模型，每次去冰崩现场都得在野外住十几天。

    胡文涛曾是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大三时在学校听了姚檀栋的讲座后，立志“追随”。“当时就是被姚老师勇攀高峰的精神召唤过来了，这个高峰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冰川，还是科研事业上的追求。”胡文涛觉得，在青藏高原这片热土上，自己能把兴趣和事业结合起来。

    团结协作，共谱青藏之歌

    在青藏高原上做科研，没法“独善其身”。

    野外考察讲究团队作业。比如，采样、测量需要同伴配合；夜宿野外，凑在一起能提高安全性；如果不小心掉进冰缝里，也有人能拉一把。当然，这些日常只是一方面，协作更多体现在学科之间的结合。

    孙鸿烈感叹，这辈子学知识最多的时候，就是野外考察的那4年。当时，整个青藏高原没有任何科学记载，对土壤、植物、昆虫、地貌、水文、冰川、气象等要一一摸底。“搞土壤就经常要结合植物，我特别愿意跟他们学植物，笔记本上都用拉丁文记录植物名。”他说，植物和土壤、水文和地貌等各学科之间互相结合，大家互相学到了很多，后来从青藏高原“走出”不少院士。

    科考队从1973年进藏时的40多人，发展到1976年已经400多人。回来经过3年总结，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34部、共43本文献，分类很细，比如植物志就出了5本。“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30年后，一个“飞来横奖”给了姚檀栋乃至中国科学界一个惊喜——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一百多年来首次颁给了中国人。但在姚檀栋看来，这次得奖，说明国际同行认同中国科研人员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上的整体研究水平。“这是一个群体效应的结果。”他说，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引用率近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处于国际第一方阵，这个奖是团队实力的体现。

    现在，姚檀栋从孙鸿烈手里“接棒”，担任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队长。他说，这次综合科考以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科学目标，聚焦青藏高原及其辐射的周边区域，关乎全球30多亿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已世界领跑的基础上，新一代青藏科考人肩上又多了一份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使命。

    专家

    点评

    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上从事科学研究，是受着一种精神的感召与鼓舞的。几十年来，这种青藏精神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具体、统一的提炼和总结。个人以为，青藏精神，从科研人员的科学人生来看，是一种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精神。他们扎根青藏高原，研究青藏高原，为心中的“中国科学梦”而奋斗。

    从科学认识论来看，对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家自己走出的一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是一条求真务实的科学道路。中国科学家把青藏高原视作“地球村”的一部分，即地球第三极，来研究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作用，为地球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点评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