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论场

    本报评论员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励志名言，其实并不意味着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对求知本身有多么渴望，而是在强调“高”。“学而优则仕”“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用本领武装自己不过是敲门砖，“当官”才是终极目标，位极人臣为最“高”。

    在我国，官本位文化源远流长，科研领域不是真空地带，本就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文化既有渊源，也需要厚植的土壤——科研人员一旦走上管理岗位、担任某些官职，手里就掌握了大量资源。不仅自己的科研经费、设施、助手不愁，而且因为有了与别人资源互换的可能，发论文、拿项目、评奖也都会容易得多，进而“良性循环”。如此又出成果又升官的青云梯，争相往上爬也是人之常情。

    一面是个人对环境的依附，另一面则是环境对个人的倚重。选择年轻有为、有潜质的科研人员担任领导岗位，实际上也是学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种委以重任，基本不会建立在“科研能力越强管理水平越高”的可笑逻辑之上，而是期待他们能够借助更多资源，取得更多科研成果。科研管理推崇官本位，科研评价崇拜官本位，在这种语境下，科研人员确实难有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谈搞科研的“初心”，遑论科学精神。

    没有人不承认，官本位背离科学精神，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枷锁，亟待破除。学界期待科研环境的改变，这固然包括一系列科研管理、评价上的兴利除弊、破旧立新，需要长时间的磨合、调整和完善。而且，外部努力，内部也得配合，与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比起来，卸掉科研人员心中的官本位包袱其实更重要，也更难。

    实际上，“大环境如此”并不是个体随波逐流、走捷径的借口。我们应该看到，即便被官本位笼罩，学界依然存在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坚守自我，不迎合、不附庸。毕竟，做科研有着天然的优势，特别是自然科学，讲求理性、客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而人才不至埋没。科学共同体应有这种集体自觉：坚守初心、甘坐冷板凳、勇于探索未知，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坚决对官本位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