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国外看中国科技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科技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如何从全球角度看待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创业创新专家李俊博士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科技创新角力是一场马拉松竞赛，各国按科技总体水平，可分为跟跑、并跑和领跑三大方阵；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全球高影响论文比重（即前1%高被引论文的比重）作为创新衡量标准，中国科技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三大方阵中的位置不断前移。”

    在三大方阵中位置不断前移

    李俊博士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科技进步不断加速，其中既有国家推动的以综合国力为基础、资本密集、知识密集的攻关型创新，也有市场主导的以节约成本、商业模式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型创新。可以把全球科技创新角力看做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按科技总体水平、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全球高影响论文比重作为创新衡量标准，划分中国科技进步在这场竞赛中所处位置和阶段性。

    总体而言，40年间中国科技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三大方阵中的位置不断前移。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9年。这一阶段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从每年数千件增加到近4万件，科技创新主要是以跟跑发达国家为主，高影响论文比重徘徊在0.3%—0.4%之间，只有少数创新成果处在与发达国家并跑的位置。企业创新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创新活动以产品仿制、工艺革新为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山寨”一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特征。

    然而这是一个为科技发展打基础的时期，国家重点发展综合国力、改革科技体制和构建创新生态圈，为21世纪中国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启动了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施了一系列科技计划，如科技攻关（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以及“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实施了211工程、技术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三大工程，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格局。在此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模式逐渐转型，实现了从“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引导”型的转化，并且开始向“市场主导、政府协调”型方向发展。

    从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总体上仍然以跟跑发达国家为主，并跑比例明显提高。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呈现跳跃式增长，从每年5万件增加到近40万件，高影响论文的比重从0.4%上升到0.6%。这一阶段有两项政策对后来科技发展影响深远，一是2005年底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二是2008年起实施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一举扭转了国家长期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

    在李俊博士看来，2011年以后，中国科技创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很多领域科技水平总体上进入了与发达国家并跑的状态，并在一些集国力攻关的领域进入领跑方阵，如超级计算机、体细胞克隆猴、量子通讯、太空探索等。中国高影响论文的比重从0.6%上升到1.01%。2016年，在全球3500多名高被引科技明星中，中国大陆科学家人数达到249位，位于美英两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中国科学家颜宁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成为世界一流结构生物学家，2017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终身讲席教授，这是中国科技进入世界领跑的写照。这一阶段中国发明专利年申请量突破100万件，主要集中在专用设备制造、医药、计算机、通讯、电气机械和器材、通用设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在市场主导的竞争型创新领域，互联网共享单车具有标志性意义。2015年以摩拜为首的中国企业，以全新的商业模式，用便捷无桩单车取代了有桩单车的共享模式，成为第一个中国首创、美国仿制的创新实例。在互联网+、金融技术、生物技术和机器学习等领域，中国已经从模仿者转变为创新者，并将担负起全球领跑角色。

    科技水平提高得益于五大优势

    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因时，李俊博士认为这“得益于五大优势”。第一，国力优势。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研发投入加大，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条件。第二，市场规模优势。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壮大，提高了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科技开发和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条件。第三，低成本智力资源优势。中国有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队伍，每年还有超过百万的理工科毕业生，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成本低，是科技发展的优越人力资源条件。第四，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中国制造业强大、门类齐全是技术创新的坚实基础。第五，政府引导协调优势。中国政府制定的科技战略具有前瞻性，并辅之于一套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扶持政策，为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科技日报伦敦7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