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13日 星期三
以虫治虫!6.5亿“天敌”投入战斗
专家认为:我国生物防控亟须产业化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公园里侵害树木的害虫可分蛀茎类、食叶类、刺吸类三类,我们对症下药,分别有专门的天敌来对付;但以虫治虫并不能100%让害虫绝迹,因为让一个物种(哪怕是害虫)灭绝同样会带来灾难;虽然我国是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但产业化始终是迈不过去的大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郑礼研究员表示。

    “今年北京市属公园预计将投放近6.5亿只天敌昆虫,用来防治害虫,数量创历年之最。颐和园、天坛、中山、景山等古树名木众多的公园投放量相对较大。”6月12日,这则“以虫治虫”的新闻吸引了郑礼的注意。

    在“以虫治虫”绿色防控的科研江湖里沉浸了几十年,他太了解这则新闻的意义了,“当越来越多的化学农药‘锻炼’出害虫的耐药性,导致药残超标的时候,以虫治虫便凸显其独特优势。比如说赤眼蜂可以在害虫虫卵上寄生并繁殖,可建立并扩大种群,始终保持着对害虫的源头压制。”

    有什么样的害虫,就有什么样的天敌

    郑礼告诉记者,公园里侵蚀树木的害虫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蛀茎类害虫,比如北京市此次投放的花绒寄甲、肿腿蜂,就是要对付一种蛀茎类害虫——天牛;第二类是食叶类,比如美国白蛾有超级能生(一只越冬雌蛾一年最多繁殖2亿只后代)、超级能吃(3—4天内可将一棵树叶子吃光)、超级能逃、组团作案等特点;第三类是刺吸类害虫,汲取植物汁液,掠夺其营养,比如蚜虫,粉虱等。”

    当天敌昆虫越来越多,害虫不够时,这些天敌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害虫?

    “这是不可能的。”郑礼表示,天敌的取食具有专一性,当害虫多时,它们因食物丰盛就加快繁殖;消灭树上的害虫后,它们也就因缺乏食物而死掉,“某种程度上,天敌与害虫保持着动态上的平衡。”

    郑礼表示,作为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我国早在公元300年左右就有以虫治虫的记录,“当时南方人利用生性凶猛的黄猄蚁捕食各种害虫。”即使在当下,我国在生物防治技术领域的科研水平也保持着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农药效果短平快,以虫治虫并不吃香

    常群集在叶芽、嫩芽上“为非作歹”,常造成落叶和枝梢枯萎,乃至造成整枝、整株死去的吹绵蚧是一大害虫。我国科学家从澳大利亚引入澳洲瓢虫,取食吹绵蚧雌成虫,从而成为以虫治虫的样本。

    在郑礼看来,无论从国外引入,还是从不同的区域迁入,天敌昆虫的繁育技术并不简单。“经过大量调查、筛选、鉴定后,我们必须选择自然界中优势的天敌资源,同时,驯化它们,使其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举例,有些天敌可能是从高温、高湿的南方进入北方低温、干燥的环境,如何通过改良,让天敌们迅速地适应,考验着科研者。

    北京市属公园试水以虫治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目前国内这种尝试还是太少。这一点,记者采访郑礼、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农药专家杨合同、山东省农药科学院院长李德军,得到的答案类似:相对于效果短平快的化学农药,“以虫治虫”的防控技术在国内并不吃香。

    “现在国内有正在备案的化学农药厂3000多家,天敌昆虫研制企业不超过20家;更直观的对比是后20家的年产值也就是1000万元左右。”郑礼提供的这组数据显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尽管我国生物防控技术在科研上不落下风,但在产业化道路上已经落下了。

    面向基层推广,郑礼发现,根深蒂固的种植管理习惯和对生物防治原理的不了解,让老百姓很难相信生物防治效果,更不敢轻易尝试。

    三年前,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这对生物防控行业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郑礼认为,农药市场固化的利益链条,让当地政府、企业难有动力向生物防控转型。“北京已经做出了努力,如何用政策、资金支持生物防控仍考验着地方政府和企业。”

    (科技日报济南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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