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国学大师。今天说起梁启超，大家都知道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卓越建树。不过，梁启超关心科学的热忱并不亚于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但他不仅关注着当时世界科学的进展，而且对科学精神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

    1922年，他发表了名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他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首先是求“真知识”，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如此彻底搞清楚一事物之本质。其次要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涵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也就是建立起系统的知识体系。最后，这种系统的真知识以及求知的方法应可以传承，“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他提出，科学精神有几个大敌。首先是笼统，爱说些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所谓道理。其次是武断，轻率地下违反真理甚至不符合常识的判断。再次是虚伪，隐匿真证，杜撰假证，貌为深秘，实则欺骗世人。复次是因袭，一味信从古人，不能应时代需求去开拓。最后是散失，学问无法传续。

    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并非只适用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而适用于一切治学求知的事业。梁启超本人就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运用在人文社科研究之中。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皆可为以科学精神治史之典范。梁启超还强调治学要摒弃功利目的，以求得真学问为最高目标。在他心中，沐浴在科学精神下的学问人生，是充满快乐的。也是在1922年的一篇演讲中，他说自己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所谓“趣味主义”实际上是倡导人们发现治学本身的意义，摒弃功利的目的。显然，趣味主义和科学精神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举凡科学史上有真成就、大成就者，无不是那些在探索自然奥秘中自得其乐的人。

    梁启超说的这些话，离今天已经快100年了，但依然值得咀嚼品味。今天，我国的科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完成科研项目而做实验、写论文，只追求论文数量不讲究质量，都与缺少科学精神、趣味枯竭有莫大的关系。而在社会舆论场中跑得比事实还快的伪科学、真谣言，又映射出梁启超批评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等文化病症。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把科学精神融入对子女的教育之中。梁启超一生共养育了九个子女，个个成为行业翘楚，还出了三个院士。翻读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书，经常能读到语重心长的“科学教育”。1927年4月27日，他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的梁思永的信中提到，瑞典学者要组团去新疆考古，梁启超自掏腰包给梁思永争取了个名额。他说：“我想你这回去，能否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之类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所以我不肯把机会放过。”

    这一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留学的梁思庄面临选专业。梁启超以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洞察力，预见到了生物学的发展前景。而在当时的中国，现代生物学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梁启超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想你们兄弟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虽然最终梁思庄没有以生物学为专业，而是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图书馆专家，但从梁启超的信中也可以体会他“科学传家”的愿望。梁思礼是梁启超的子女中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这可谓弥补了梁启超的遗憾。可惜梁思礼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不然，或许还会留下更多科学范儿满满的家书。

    梁启超之死已是近代医学史上一段公案。按有的记载，他死于一场医疗事故，医生在手术中切错了肾。事故发生后，面对因此而起的批评西医的舆论，梁启超说，西医是科学的，不能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个案，全盘否定西医。时至今日，不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我们都已经有了更加全面、辩证的看法。但细读这段历史，却可体会到梁启超与其说是西医的拥趸，不如说是科学精神的护法。在他心中，有一种充沛的“科学自信”。这是一种对科学精神的信念，它不是崇拜某一些知识或哪一条定律，而是秉承探索未知、务实求真的精神。对这种信念和精神，梁启超之所以不惜以身捍之，乃至看淡生死，还在于他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结尾所说的，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我想，这也正是新时代条件下我们继续弘扬科学精神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