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1504年，佛罗伦萨市政大厅，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安吉里之战》与《卡西纳之战》，是艺术史上的一场巅峰对决。达·芬奇之惜败，不在于画艺，而是工艺上的受挫。他在灰泥墙上绘出热融蜡所调制的色彩，这种颜料干得特别慢，为了赶时间，他采取了加热熏干处理，《安吉里之战》的画面因此成了乱糟糟难以辨认的色块。

    这是达·芬奇的心头之痛。这位天才大师不仅是艺术家，更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科学家。他曾做过无数次与颜料有关的实验，并尝试将新材料或新技法运用于画作，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深深打击着他，他的许多画作也因为颜料之故无法得到很好的保存。

    颜料并非我们常以为的天然存在或调色板上的简单混合物，长期以来，面对五彩斑斓的大自然，想把眼前所见转移到画布，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人们能够运用的色泽如此之少，其中有些颜料甚至比等重的金子还贵重。植物、昆虫、贝壳等含有的天然色素极其稀罕，颜料的主要来源必须要依靠矿物质。难怪这部颜料发明史被命名为《明亮的泥土》。

    笔者之前读过几部颜料论著，比如维多利亚·芬利的《颜色的故事》，米歇尔·帕斯特罗的“色彩列传”三部曲，相比而言，这部《明亮的泥土》不仅从艺术史、文化史角度去考察颜料的历史，还是一部翔实的科学史，它告诉我们艺术需求如何推动人工颜料的生产，化学工业如何实现或改变艺术的创作形式，以及这种互惠的双向促进如何体现工艺作为艺术的基础。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牛顿确立的光谱，加上黑色与白色，是我们熟知的基本色。不过，这些颜色的应用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原始色相主要还是从泥土中大量获取的那些，红色和黄色的“泥土”来自赤铁矿氧化铁与不同温度的水结晶，绿土来自铝硅酸盐黏土，黑色来自木炭，棕色来自氧化锰，白色来自白垩和磨碎的骨头。古典时代以白、红、黑三色为尊，绘画基本就是由这几种颜色组成，那时候画布上的天空都是遍涂黑色。

    12世纪上半叶，西方绘画中的圣母马利亚在服丧时开始身着蓝袍。接着蓝色成为法国皇室用色，随后英格兰国王以及其他国王相继效仿，王室和贵族的纹章纷纷以蓝色作为基调。蓝色就此上升成为贵族时尚，后来又因为法国大革命成为共和国之色，如今蓝色成为世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等广泛采纳的标志色。意大利语“群青”表示“来自遥远的海外”，这种蓝色颜料使用一种珍贵的青金石制成，最主要的蕴藏地是阿富汗，在智利、赞比亚和西伯利亚也有几处矿藏。群青在中世纪是无可争议的颜料“女王”，直到20世纪才由于颜料化工的大幅发展而迅速沦落为廉价品。

    关于颜料应用及相关审美趣味的变化，蓝色绝非特例，每种颜色都有它们自己的故事。作者将它们融合在连贯的颜色发明进程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突出某种新“发现”的颜色背后，人们为之付出的许多努力。古埃及人掌握了化学的证据之一，就是他们能够以人工制作出黄金，所以古埃及文明闪耀着灿烂的金色。对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来说，即使普林尼告诫铅白可能有毒，用此漂白的衣物仍是贵族的首选。正如火药最初产于中国炼丹炉，各种各样的颜料则是欧洲炼金术的副产品。现代科学验证拿破仑可能因房间墙壁绿色涂料里的砷中毒，那时候的法国贵族为“绿”发狂。18世纪兴起的近代化工业让颜料的发明进入新时期，道路已展开，却仍有重重障碍，研制无毒害的颜料仍是近现代科技的任务之一。

    当梵高用炫丽的蓝色表现星空的诡谲，当印象派实施光与色的魔法，当马蒂斯用铁红色舞动热带风情，当马克·罗斯科运用两三种颜色的强烈对比，传达某种处境或者心情……面对修复后西斯廷天顶画的辉煌面貌，我再次想起米开朗基罗的成功，在大师的身后，有一个专门为他配置、调剂颜料的团队。艺术绝非天才自出机杼的创作，它需要物质基础，打开颜料盒，我们品读的也绝不仅仅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