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时候，浙江大学有个叫王毅的讲师，给学生开了一门《从神农本草到现代中药》的通识教育课。这门课一开八年，王毅从讲师成了教授，最近却突然在网上火了。原因和一条报道有关：浙大教授开课教学生炼丹，学生上课泡脚、熬蜂蜜。

    你不得不感叹标题党威力之大。事实上，浙大这门课是一门为大学生讲授中医药知识的课程。对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其性质大概和“药理学概论”之类课程并无不同；而对于非医药专业的学生而言，也类似“四大名著导读”之属。所谓“炼丹”“熬蜂蜜”其实是学生在课堂上亲手制作中药丸剂，而“泡脚”不过是验证古方的试验。应该说，这都属于严肃的教学活动。但是，“炼丹”“熬蜂蜜”“泡脚”这些对中医脸谱化的描述，却极大地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娱乐欲，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关于中医的想象、调侃或误读，更深层次的则是百余年来中医药存废论争造成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定式。

    晚清以来，中医多次遭到批评。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医于1913年被逐出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大学医科课程体系，在新文化运动中更作为“旧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猛烈抨击，从此被一些人称为“旧医”，日益丧失了话语权。期间，中医界也曾举起民族主义大旗，试图以“国医”的名号为自己加冕，但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边缘化”的命运。1949年以后，中医的地位得到根本改善，但在大众文化中依然难逃被“神秘化”的困境。这几年来，虽有屠呦呦“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宏论鼓舞人心，也有奥运会传奇巨星菲尔普斯身上“广告植入”式的拔罐印促使人们思考，但不得不说，中医究竟应如何发展，依然是一个需要心平气和地认真讨论的问题。

    浙大所谓“炼丹课”再一次撕开了这个话题的一角。实际上，纵观多年纷争诸家观点，真正划出了重点的人或许是章太炎。他在1920年代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也”，中医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在现实的医疗实践中对古代医方、医案和医理进行验证。一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现实而理性的态度。按照这个态度，就会发现网络上中医“黑”和中医“粉”的争论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恰是这种“站队表态式”的思想方法，把学术问题情绪化、科学问题立场化，只会把中医推向无法说明自我的文化虚无泥沼，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据说，有的中医药大学的博士不读中医典籍，还有人甚至认为汉代的张仲景与明朝的张景岳是兄弟。这多么令人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浙江大学王毅教授的“炼丹课”点赞。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据报道，每年浙大本科生中选这门课的人，接近400人，但由于课程容量限制，真正能选上的不足百人，而且都来自不同的专业。课程从“什么是中药”开始为学生科普中药知识，既讲中药知识，也讲传统文化，实际上至少部分承继了章太炎的理路，努力拨开蒙在中医中药上的迷雾，既增进了作为未来社会中坚的青年学生对中医中药的真切了解，又有助于把人们带回科学估定中医价值的正路上来。

    宽泛地讲，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浙大此举也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借鉴。记得上世纪初年，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适就说过，“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而要造就新文明，就要采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对传统文化作出“价值重估”，既反对因袭盲从，也反对似是而非的中西融合或拼凑，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实验的工作。毫无疑问，在浙大的课堂上“泡脚”“熬蜂蜜”“炼丹”的学生们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