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在美国缅因州乡下的家里得知自己因阐明生物钟工作机理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时，Jeffrey Hall已经脱离生物学基础研究十年之久——他的实验室因经费短缺被迫关闭了。

    这位“潦倒”的诺奖得主还吐槽，美国存在一批“科学明星”，专门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上发文章，然后赢得大量科研经费。看到美国也有这种操作，中国人终于可以感叹一下，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在现有科研生态里谋得立足和发展，这种适者生存其实无可厚非。虽然，像Hall一样的那些不够“世故”的科学家可能会受伤害。我认识一位冰川学家，早在2002年就获得过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他是要把一生都献给冰川的，但这些年他能申请到的经费和年龄成反比。

    但撇开个人感情，客观地讲，恰是一个高度追求效率和利益的社会，才把科研生态的功利、苛刻、残酷演绎得如此彻底。可以说，美国科研实力领跑世界与之不无关系。探索科学的要义在于创新，一个人的科研状态也一直在动态调整。对于科学家而言，得没得过奖、什么时候得奖，不过是对他某一阶段科研成果的认可，得奖的“光环”并不足以为他在接下来的科研路点亮绿灯。在这方面，其实“不近人情”的美国比我们要做得好。崇尚科学不是搞科学家个人崇拜，我们就总拎不清这一点。

    再回到“体面”和“潦倒”的问题上，或许这就是科研路的不同走法：一种是把科研做成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把自己做成优秀的科研包工头；另一种是致敬理想，从而有可能向那些在科学史上留痕的伟大科学家靠拢。二者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说白了，不过是“入世”和“出世”的区别。

    不得不面对的是，科学发展至今，尤其是当吃科研这碗饭的人越来越多，科学愈发成为奢侈品。可惜，现在像达尔文、拉瓦锡、卡文迪许那样家境殷实又热爱科学的“富二代”太少。我们的科研阵营里，大抵都是还需解决生计问题的“俗人”。如果有一天，“富二代”们开始热衷科学探索而非香车美女，那么科研生态可能会有些许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