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争

本报记者 刘园园

    12米口径望远镜引发的争议，正酝酿出更浓烈的味道。

    自中科院院士陈建生用4000字长信将3镜方案与4镜方案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后，8月8日，中科院院士苏定强和崔向群在媒体联合发表公开信，表达对该分歧的看法。与此同时，数位青年天文工作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采纳风险更为可控的技术方案。截至记者发稿时，参与署名的青年天文工作者已超100位。

    前有物理学家为要不要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争得面红耳赤，今有天文界为12米口径望远镜该怎么建吵得难舍难分。大科学工程要不要建，怎么建，谁说了算？有参与讨论的科研人员介绍了国外大科学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倒是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予以借鉴。

    此次引发分歧的问题之一是，12米口径望远镜应该求“稳”，还是应该求“新”。也就是说采取国际上普遍采用的3镜方案，还是更为新颖的4镜方案。

    署名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天文系教授樊晓晖的信件认为，这需要正确处理科学目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我曾参与美国23米GMT（大麦哲伦望远镜）项目科学仪器遴选工作。”这封信说，其中的红外大视场就因技术不成熟、科学目标不明确没有通过。

    信中还介绍了国际上6—10米级望远镜积累的经验教训。比如凯克望远镜、斯巴鲁望远镜和甚大望远镜都是利用成熟合理的光学、机械设计，利用强大的集光能力和通光效率，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其他望远镜在设计上虽有独特之处，却因技术和经费难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产出。”

    “进行多学科论证，广泛征求意见，而不是仅仅交给几个科学家来解决，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建造大科学工程时通常采取的做法。”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介绍，发达国家的大科学项目通常可以运行很长时间，原因在于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用于项目前期调研，很少通过“拍脑门”来决定大科学工程的命运，这样也有效避免了后期出现问题付出更大代价。

    美国密苏里大学物理与天文系副教授严皞璟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美国，大型望远镜的建设基本上是哪家机构出钱，就由哪家机构组织人马进行项目论证，论证的结果再提交该机构董事会拍板决定。“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关键在于每个环节都能问责到人，谁没有做好可能随时被解雇。”严皞璟说。

    12米口径望远镜引起的分歧，由一封院士的长信才逐渐公之于众。有媒体评论，“中国科学界公共议事空间发展并不充分”，表现在一些信息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直至决策出来，其他科学同行才了解一鳞半爪，公众就更无缘得知了。

    “国外的大科学工程会更多地让公众知道。”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外包括大型望远镜在内的大型科学项目，都会专门设置一个叫做“外展服务”（Outreach）的部门，专门负责向公众解释大科学工程的科学目标、建设过程，以及建成之后会是什么样等等。

    赵海斌认为，公众参与大科学工程建设的讨论非常有必要。“一方面因为大科学工程建设的经费来自国家，公众有理由知晓。”赵海斌说，另一方面大科学工程属于综合性项目，某个领域的专家不可能保证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都是最专业的，而公众中各行各业的人才，可以为其实施建言献策。

    （科技日报北京8月9日电） 

    （今日本报5版有对12米口径望远镜详细介绍，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