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计算这事，想必多数人会觉得，电脑比人脑更在行。但吴华强不这么看，反而觉得“慢吞吞”的人脑更有潜能。在这位工科教授眼中，“大脑的结构比电脑更高效”。

    晨光里的清华园，常能看到吴华强，绕着操场跑圈。他说这是“唤醒大脑”“按下启动键”。午餐时间，他总爱和同事边吃边聊。他管这叫“清除缓存”“补充电量”。在这位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副教授口中，人体似乎就是台“行走”的计算机，而大脑是最重要的部件——CPU。

    若说计算这事，想必多数人会觉得，电脑比人脑更在行。但吴华强不这么看，反而觉得“慢吞吞”的人脑更有潜能。在这位工科教授眼中，“大脑的结构比电脑更高效”。

    于是，他决心要“做类似人脑的计算系统”。这一创意，到了今年5月终于“开花结果”——吴华强团队的科研论文《基于新型纳米器件的类脑计算系统》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拼搭“Q版大脑”

    2014年，“做类脑计算系统”的想法长进了吴华强心里。最初，埋下这颗种子竟是因为一部科幻片。

    那年，36岁的吴华强坐在飞往美国航班上，他在机上看了名为《超体》的电影。片中，女主角因注射药物而使大脑被开发至100%，进而变身超人。

    “还能这样？”吴华强边看边念叨。影片的情节停在他眼前，挥之不去。他没把这当成是科幻，而真在思考：大脑是个怎样的存在？

    可想归想，彼时吴华强没觉得这事会和自己有关。“大脑属于生物学范畴，怎么能轮上搞微电子的来研究？”

    没过多久，吴华强参加了一个报告会，会上有人做了关于神经网络的学术汇报，PPT上展示出电路“描绘”的大脑构造。他对那幅图着了迷，“哎，这事能和我有关”。

    但当时在国内，这一方向做的人很少。“靠不靠谱”“能否做成”是多数人投给吴华强的问号，很多同事都劝他换个方向。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所里面博士生资源很紧张，分配给他们的每个课题都很谨慎。万一没做成，岂不是耽误学生毕业？”即便没有绝对的把握，吴华强也不愿把时间花在患得患失上。“就去做吧，总要做了才知道行不行。”

    那之后，吴华强带着学生开始在实验室“拼大脑”。他们用1000个忆阻器（阻变存储器）模拟脑神经突触，搭建了一个“微缩大脑”。“人脑约有百万个突触，我们只做了1000个。”

    即便是“微缩版”，难题也一样都不少，最棘手就是一致性。在传统的冯·诺依曼结构中，存储和计算是由不同的单元完成，分步进行。而在吴华强的“大脑”里，存储和计算融为一体，它们需要“一起跑”，必须控制好“速度”。

    经过反复调试，“Q版”类脑计算系统在2016年初完成了人脸识别测试，即证明该结构可行。

    “先做好眼前的事”

    从大脑联想到电路，这样的“跳跃”，对这位乐于试错的学者来说，已不是首次。只要是感兴趣的，尤其是没做过的，哪怕错了他也愿一试。

    而换专业，算是他又一次尝试。吴华强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材料学系，毕业后他选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吴华强决定转学微电子专业。“当时得知一位微电子方向的教授在做半导体材料方面的课题，他需要一位有材料学背景的学生。我一看挺感兴趣，于是就去了。”

    从零开始，又在博士阶段，不觉得之前的积累浪费了吗？“一开始可能会落后一些，因为毕竟有人一直在这个领域，但是我有别人从来没有的材料学基础。这个理解，别人拿不到。”吴华强说。

    无论遇上什么，他总愿往好处想。似乎在吴华强这儿，就没什么难事。圆圆的脸好像能散发光芒，学生都说他是“正能量担当”“自带能量包”。他却不知道什么是“能量包”，只是信奉行动的力量。“先做好眼前的事，总会有人愿意帮助你，总会有惊喜出现。”他说。

    2009年，回国后的吴华强，走上了母校的讲台。对初来乍到的“青椒”来说，忙着发论文、做实验是惯常的节奏。可吴华强却带上套袖、拎起了涂料，“混迹”于施工队。他戏称，那时的自己，看起来像个“工头”。

    他在干嘛？原来，吴华强任职没多久，就被派恢复所里“微纳加工平台”的运行。一听是这事，吴华强立马答应了。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留学时常看到很多共享科研平台，面向全校所有人员和校外的科研团队及企业开放。但当时国内实验室的开放程度很低，资源更多集中于经费充足的团队。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平台，share with everyone（和所有人一起共享）。”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专心搞起装修，小到涂料，大到实验设备，都一手操办。加工平台一建就是4年，这中间吴华强没发一篇论文。回想这段“空窗期”，吴华强只淡淡地说了句“那时没想太多，就想赶紧把事情做好。”

    采访当日，他带着记者参观平台实验间。“喏，大家都能用这里的设备，多好！”吴华强指着一群来自校外的实验团队，咧嘴一笑。

    行动本身就是馈赠

    自成果发布后，N多“求合作”的邮件扑向吴华强，其中不乏巨头企业。闪亮的橄榄枝飘过，他却出奇地淡定。“不是我不动心，而是在等待全部ready的时刻。”

    “全部ready”——这是吴华强的成果转化论，即不仅要技术ready（成熟）、还要ready产品、团队、市场、资本等一系列要素。这套“吴式观点”源自他早年的创业经历。

    早在读本科时，吴华强就琢磨起了“产业化”。不到20岁的理工男，懵懵懂懂地觉得“研发产品得懂点管理”。于是大二起，他开始辅修管理学。到了美国，他依旧得空就去“蹭”各类经管课。

    为了“真刀真枪感受企业运作”，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硅谷顶尖的半导体公司（Spansion）。而后的3年，他逐步做到了主任工程师的位置，负责公司最重要的项目（45纳米NOR存储器芯片的工艺集成）。但再多的认可，在吴华强看来依旧“比不上亲自转化一项技术。”

    把成果转化为产品，这是吴华强的夙愿。这位“行动派”不愿把成果只“摆”在论文上，他说“产业化才是技术的归宿”。

    于是，2008年他辞职踏上回国的飞机，那一年吴华强30岁。“都说三十而立，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了解到一种能大幅降噪的手机麦克风，便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市场。“当时国内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感觉很有前景。”

    可吴华强没想到，等到深圳做调研时，他才发现通常麦克风成本只要0.5元，而自己的产品是0.5美元。“有的手机利润都不足10元，怎么可能用这么贵的配件？”对市场预估的不足，让销售走入困境。

    虽然“出师不利”，但这次创业让吴华强体会到产业化的不易，为下一次“破土而出”积蓄能量。

    康奈尔读博、硅谷工作、回国创业、清华任教……近20年的时间，他像踩在“风火轮”上，冲到每个待办事项前“打钩”，而这样的节奏还将延续。

    回看过往，他的经历有些“另类”，相比“按部就班”读博、进站、做科研的学者，他似乎有点“低效”。但他不这么想，正如吴华强所说：“无论结果如何，过程中，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