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星灿烂

    71岁的杨知行满头白发，精神比中年人还好。他步伐铿锵，讲话自信，表情开朗又倔强。

    40多年来，清华大学教授杨知行先后引领遥感卫星接收解调器、光纤传输模块和数字电视标准三个领域。他发明了最高效的数字电视标准，使之成为目前两大国际标准之一。杨知行也获得许多大奖，最近一次是今年年初拿到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刚开始，杨知行基本没拿到国家数字电视专项的钱，而是用实验室经费去研发和推广数字电视标准。“内战”“外战”煎熬，前程一度渺渺。“看不到曙光的时候，我继续往前走。”杨知行说。

    他20多年的同事潘长勇说，杨知行的过人之处，是他能预先看到技术发展的方向，比业界先走一步。

    杨知行笑着回忆说，这或许跟他一段不务正业的读书史有关：1965年他考入清华，一年后赶上文革。他是逍遥派，那段时间没有看专业书，而是每天去图书馆，看完了《资本论》，又看《天演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晚上宿舍辩论，他引经据典，赢得一个“杨克斯”的外号。杨知行说，读哲学帮助了他后来的科研工作，让他在眼下事物之外多看到一层。

    1970年代，随清华电子系迁到绵阳的杨知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科研课题：数字微波通信。那时候从四川输送天然气到东部，管道沿途地形崎岖，需要先进的通信方式。

    之后，杨知行接到中科院另一个任务：为遥感卫星研制一个信号接收解调器。当时，这种接收解调器完全依赖进口，一次故障修理都要两万美元。两年后，杨知行研发了新的设备，不仅系统性能优于同期进口设备，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通用化，可以接收当时在天运行的各种遥感卫星的信号。

    “我们做出来的，比外国产品好多了。”杨知行的新发明占领了市场，也为他的实验室赚取了丰厚的科研经费。

    后来，杨知行又在国内率先研发光纤传输技术，极为成功。华为等公司购买他的创新技术继续前进，他却在高峰期主动“转业”，瞄上了一个国内还是空白的领域：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有两种数字电视标准：欧洲的和美国的。两种各有特色，杨知行独辟蹊径研发的新标准方案，采用全新的信号帧结构和纠错技术，兼具各家之美，处国际领先水平。杨知行也因此成为中国数字电视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人。

    然而，让别人承认你的标准方案好，比研发标准方案困难得多。光是在国内确立清华技术的主导地位，就经历了多年博弈。

    2003年，欧洲标准在国内17个城市电视台落地，如不反制，就可能成为默认标准。杨知行去全国游说，让31个城市电视台用上了清华标准，逐渐将欧洲标准挤了出去。杨知行还去全球推销中国标准，每到一国，他都在测试中证明，中国标准系统的表现明显胜过欧美日。

    一次委内瑞拉政府举办测试，欧洲人和日本人自认为彼此才是竞争对手。没想到中国的样机甫一表现就大大胜出。日本人一度怀疑自己的机器坏掉了，于是违反规定偷偷进机房检查。杨知行得知后提起抗议，于是日本人被裁定退出比赛。但中方要求日本样机的测试数据也应载入备忘录。“这样才能留下证明：我们的产品比他们强得多。”说起这件事，杨知行很是得意。

    目前，已经有14个国家采用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

    十多年来，杨知行殚精竭虑，跟政府、电视台、制造厂、同行和外国官员打交道。打赢了一场场耗费心力的拉锯战。有人说：“你做的事情，应该是政府干的啊。”

    杨知行自豪，在数字电视标准的事业上，他几乎没花过国家专项经费，而是用卫星接收解调器和光纤传输技术的收益来“填坑”。

    “我做科研不从政府项目指南出发，”杨知行说，“我认为只盯着项目经费搞不出来顶天立地的东西。作为工程学科的科研工作，要从社会的重大需求出发，瞄准国际前沿技术，才有自主动力、抗扰底气和持之以恒的兴趣。”

    “杨老师这样的人很少见。”潘长勇说，杨知行有两点过人之处。一是看准了目标，十几年不放弃；另一点，绝非小富即安，而是盯着国家利益和全行业的未来去努力。

    杨知行穿衣朴素，吃饭也不讲究。他还在实验室工作。他从不觉得科研辛苦，而是为之兴奋。新一代数字电视标准的竞争已经开始，杨知行决心再赢一次。

    （科技日报北京5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