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艳

    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这常常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不是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做科研，就是走到农户身边做技术指导，这也是他们生活的速写。

    “搞科研，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勤奋严谨的态度。”“科研工作者必须耐得住寂寞。”这常常是他们的口头语。

    一次次万家灯火下实验的成功，一次次关键技术的突破，带给都市的除了优质安全的农副产品，还有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更支撑着某一领域的产业不断发展，为农民朋友带来满满的收益……他们就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着力培养和引进的科技人才、创新队伍。

    董大明：铸造农业的“光学之犁”

    在采访董大明之前，记者从未将农业这种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与高大上的“黑科技”联系起来。然而，这位80后的研究员，以光子学为武器，在农业的“田地”里不断前行，研制了系列化农业环境监测设备，用缤纷的激光照亮了亿万农田。

    不久前，董大明刚刚入选“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全国仅有25名农业科研工作者获得这一称号。半年前，他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又称“小杰青”）资助。然而，当科技日报记者采访这位青年科学家的时候，他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却是，“我本质上并不是科学家，我只是个工程师”， 问及原因，他解释说，“科学家是以发现世界和科学研究为目的，但我的工作目的只是研制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并不是纯粹的研究。如果说与其他工程师的区别，我觉得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有科学素养的工程师”。

    在指导研究生时，董大明经常会这么说，“我们科研的目标是研制有望服务于农业的仪器设备，不做功利研究，不做跟风研究，不以发表论文作为研究的动机，毕业时可以没有高水平文章发表，但一定要有自己动手研制的传感设备”。

    “在追求名利的浮躁社会，董老师的科研态度无异于一股清风，让我们切实提高了动手能力和生存技能。”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细心的人会发现，无论学术报告、会议报告还是项目答辩，董大明的演讲片末页背景总是一幅联合国门前“铸剑为犁”的雕塑照片。“激光技术最初主要用于国防和工业，我的想法就是把这样一把工业中的利剑铸造为服务于农业的犁。”

    16岁进入大学、25岁获得博士学位、33岁问鼎“优青”的董大明本科专业是工学—自动化，博士期间转专业到了理学—光学，而在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他婉拒了中科院、空间技术研究院、京仪集团等科学和工业界顶级机构的橄榄枝，出人意料的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转为农学。专业领域跨越了三大学科，董大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自动化的专业背景让我学会了机械和电子学系统，而光学的系统学习使我深入理解了光信号和物质的作用机制，进而开发传感技术，而这些都将与现代农业融合，用于农业环境的精细化监测”。

    翻看董大明的简历，会发现学术奖励和科研成果不胜枚举，除了获得优青、杰出青年科学家、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外，仅近5年，他的第一通讯作者论文就多达40篇被SCI检索，并获得了30余项专利。

    然董大明最为看重的却并非这些成果和荣誉，而是在研究中不断探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研究方向：“以红外与激光光谱学为理论，以现代电子学和信息科学为技术，研究农业环境中化学和生物污染的快速传感”，7年来，他在这个方向不断探索，建立了光学传感与物理实验室，铸造着农业中的“光学之犁”。

    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董大明举了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对于水果表面的农药残留，以前只能通过实验室破坏样品再分析的方式来测量是否超标。我们则利用激光照射水果表面，通过拉曼光谱来快速测量农残。再进一步将基于这种方法研制一种小型化仪器，让消费者能快速判断水果农残是否超标”。畜舍粉尘手持式检测仪、畜舍恶臭气体电子鼻、畜舍有害气体遥测系统、水体溶解氧传感器、水体藻类监测系统、土壤重金属传感器……在董大明的实验室，听着他如数家珍的介绍，记者仿佛看到这些仪器设备遍布农田，熠熠生辉。

    胡红霞：潜心钻研不设终点

    鲟鱼素有“活化石”“软黄金”之称，是世界上现有鱼类中体形大、寿命长的鱼类。目前，全世界27种鲟鱼生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临绝种动物名单。

    我国有分布在长江水域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黑龙江流域的施氏鲟和达氏鳇以及分布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裸腹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西伯利亚鲟和小体鲟等8种鲟鱼。多年来，由于拦江筑坝、水域污染、非法滥捕等影响，鲟鱼数量急剧下降。其中白鲟和达氏鲟已经灭绝，包括中华鲟在内的其他6种鲟鱼天然资源都处于极其濒危状态。

    “只有开发鲟鱼人工繁养殖技术，促进鲟鱼合法的商品化产业发展才是对这一物种的最有效保护方式。”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生物技术与育种研究室主任胡红霞告诉记者。

    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鲟鱼的商品化养殖，当时的苗种主要依靠国外进口。虽然国际上鲟鱼养殖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但仅有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进行鲟鱼的全人工繁殖。国内对鲟鱼繁殖的研究仅限于捕捞野生亲鱼进行“杀鸡取卵”式的人工繁殖。

    “要想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这种方式显然行不通，只有做到人工培育亲鱼并进行繁殖，才能真正实现其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胡红霞向记者讲起了他的“从业经历”，1996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所率先从国外引进西伯利亚鲟和俄罗斯鲟开展繁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第二年她硕士毕业后与三位校友一起来到位于小汤山的水产养殖场，与鲟鱼“结缘”，开始了人工养殖鲟鱼繁养殖技术的研究。

    此后，胡红霞便一头扎进鲟鱼生产养殖一线，潜心钻研，她充分利用和发挥专业知识与技能，针对鲟鱼在天然水域的繁殖特性，从模拟环境到研究鲟鱼的性腺发育、繁殖内分泌机理，再到采用生理诱导、药物包埋等创新生物技术，设计出一套《西伯利亚鲟鱼人工繁殖和商品鱼养殖配套技术研究》的实验方案，于2000年3月带领团队成员在国内首次突破西伯利亚鲟鱼的全人工繁殖。

    “其实，刚开始尝试鲟鱼人工繁殖时，因为不辨雌雄，没少损失鱼卵，而当时鱼场仅有20余尾西伯利亚鲟鱼亲鱼。”谈起那段往事，胡红霞仍难掩激动，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养殖户结束了从国外进口鲟鱼苗的历史。

    胡红霞心里很清楚，把鲟鱼养活仅仅只是养殖的起步，要实现规模化人工繁殖路途尚远。“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怎么能让人工养殖的亲鱼性腺发育加快，能够早日成熟繁殖？二是鲟鱼一般在春季繁殖，一年一季，能不能反季节甚至全年都可以繁殖？”在她看来，只有破解这两个难题才算是初窥路径。

    “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几年的探索，通过水环境的调控、亲鱼的筛选以及性外激素应用等技术手段，成功突破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鲟鱼周年规模化全人工繁殖技术，实现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根据养殖户的需求进行鲟鱼苗种的供应，这使得北京市乃至我国鲟鱼产业的健康发展往前又迈了一大步。此外，为了提高苗种的质量，避免近亲繁殖，我们又开展了用分子标记对养殖鲟鱼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以及鲟鱼优质杂交种的筛选，已经筛选出了多个优质杂交鲟品种并得到市场广泛认可。”胡红霞说。

    目前，北京市鲟鱼苗种产量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北京鲟鱼养殖的成功带动了全国养殖鲟鱼热潮，我国在短短的10余年鲟鱼养殖历程发展到世界鲟鱼产量大国，这其中，胡红霞和她的团队功不可没。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鲟鱼人工养殖繁育的道路上，胡红霞还在不断探索，这些皆源于她与鲟鱼结下的“缘”，结束了这次采访，胡红霞又将出差到武汉完成下一个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