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爱平

    “去年，我们北大软件所和某知名公司签订了8000万元的软件专利许可合同。但是5年前，我们曾想把这项技术免费送给该公司，因为没有产品，被该公司拒绝了。如今该公司前后却花费了2.3个亿来重启合作。”24日，重点研发专项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黄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政策落实情况”座谈会上感慨道。

    十八大以后，中央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密集研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科技体制机制的主体架构已基本确立，改革工作的重心已经从规划部署转到全面落实。

    怎样才能有效落实这些政策？政策之间有没有交差？落实政策中有什么难点？解决这些难点有什么好的经验？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一行到北京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从免费赠送被拒到花费2.3个亿购买，为什么某知名公司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我们在成果转化中发现，即使是产业界领军型IT企业和高校的前沿科技研究之间，人才和理念上差距都比较大。在高校中，成果转化专职人才也比较匮乏，我们软件所有400个老师，3000个学生，而专职从事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只有2个人。”黄罡说。

    黄罡团队的技术之所以最后有所突破，用他的话说实属幸运。“2013年，从事这项研究的博士生毕业了，开始创业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同时，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为转化成果扫除了障碍。这才有了后来，该公司花8000万元购买专利许可费，并用1亿元入股该博士生创业的公司，以及提供5000万元给北大软件所来支持面向产学研的合作。”黄罡说。

    对此，万钢指出，当前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要加强各项政策落实。

    万钢表示，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要围绕构筑国家的先发优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体系，加速引领产业的变革。科技部2017年的主要工作便是抓政策落实，查找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堵点，总结解决政策落实难点的经验，打通堵点。

    “要充分把握科技创新政策，贯彻落实‘转段’的关键节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科研服务‘做加法’，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监督管理重点‘做减法’，提高科研效率。”万钢特别强调，“我们的思想认识、工作布局、方式方法、能力素质都要转换频道和提档升级，服务于抓落实这个工作的大局和中心，加强服务，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