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先武

    在众多研究垃圾处理的专家中，他被视为“异类”；而在更多的网友心目中，他被评选为“最有良心的专家”。10年间，赵章元奔走在反对垃圾焚烧的前沿，一次次地用详实的数据资料一次次佐证自己的观点，因而被视为国内“反对垃圾焚烧”主要代表人物。

    如今，年过7旬的赵章元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真正解决“垃圾围城”之困惟有资源化利用一途。日前，在北京兴世万隆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密云垃圾热解气化样板厂，记者见到了这位堪称愈老弥坚的“反烧派”斗士。

    记者：一直有媒体称您为垃圾“反烧派”代表，有媒体称您为少数派，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赵章元：其实对垃圾焚烧持保留意见的专家也不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发不出声或者不愿发声。就以广州那次被媒体渲染的31∶1，很多专家私下里还是认为我讲的有道理。真正的“主烧派”专家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但是他们背后的力量很强大，已形成利益集团。有的专家支持焚烧的动因也很可疑。比如清华某聂姓专家，已经证实拥有一项名为“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说穿了，利益使然。

    记者：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主烧派”仍然占了主流，据报道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起了垃圾焚烧炉，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赵章元：目前焚烧利益集团一直在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千方百计鼓吹焚烧。但真正的效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真正持续稳定运转起来的并不多。去年我们有个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焚烧炉有231座，但有40多个城市发生民众维权事件。因为二次污染遭到老百姓反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垃圾焚烧能耗很高，很多是要添加助燃剂的，国内外很多推广焚烧技术的企业是上市公司，他们赚的是股市上的钱，只要有规模效应就行。

    记者：话说回来，您反对焚烧的依据主要是什么？

    赵章元：主要是焚烧的风险一直存在，根本无法解决。二噁英排放问题，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二噁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垃圾焚烧炉是产生二噁英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环保监管能力还有较大欠缺,危害很大。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如今，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焚烧并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灵丹妙药”,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比利时、荷兰等,随着循环经济的实施,焚烧厂也减少到了最少。我们不能再接受西方转移污染产业时的二次兜售。

    记者：日前，北京市通过了《2017年通州垃圾减量实施方案细则》，北京市通州区的垃圾分类从引导向强制改变，您怎么看待这个信息？

    赵章元：政府推行强制分类是需要的，但必须要落实细则。在中国，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是个难题。企事业单位可以强制分类，但具体到居民难度就更大。况且按照细则，通州城区今年将实现城区生活垃圾资源化率仅达到57%，垃圾利用率更是低达32%，餐厨垃圾及废弃油脂规范收集率55%，而居住小区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率更是仅到7%，标准并不高。如果分类后，又是以焚烧为主，那也不是我乐于见到的。

    记者：一方面是国内越来越严重的垃圾围城问题，一方面您坚定反对焚烧，相信您一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那么，在垃圾处理方面，您的主张是什么？

    赵章元：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我不是一直被视为“环保界的刺头儿”么！其实我也不是单纯地反对焚烧，我只是反对污染，老百姓也应该有知情权。我的主张一直很明确，就是要推进垃圾的资源化管理，实现资源化是必然趋势。

    记者：您主张的垃圾资源化管理进展如何？您是否看好北京兴世万隆的热解气化技术？推广这项技术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赵章元：我们成立了中国垃圾资源化协会来推进这个事情，这些年很多人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包括那些厌氧堆肥等等，热解气化也有其他人在做，起码，垃圾资源化管理已经开始被更多人所认可，这是一个大趋势。目前本协会各成员单位热情空前高涨，大家已看到了美好远景，都在努力创建示范工程。连国家领导人也曾明确指出“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刘仕文这个团队很早就开始研究热解气化技术，之前在河北和宜兴那两个点我都去过，应该说技术上是行得通的，或者说，垃圾资源化管理从最关键的技术环节上已经看到了曙光。推广的障碍，目前就是两端，一是垃圾的来源，一是产成资源的去向。而解决这些，一要靠政府的支持，二要靠资本的推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政府支持，而资本是逐利的，只要政府支持，资本问题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