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2015—2016年查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其中提到自2015年3月份开始，数个国际出版集团集中撤稿了涉及到中国作者的117篇论文，论文被撤销的主要原因是“同行评议涉嫌造假”，也即大众所称“学术造假”。许多媒体顺势深挖了论文被撤背后隐藏的“造假产业链”，并指出第三方造假机构为罪魁祸首。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所谓第三方造假机构最多只能是论文造假中的帮凶，而非首恶。

    中国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包括大学教习、研究员、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生在内，都有着特殊而迫切的论文发表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于职称评选、聘用考核、科研项目申请等多种用途。这些用途无一例外，都关系到科研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收入、晋升通道，甚至是工作机会。因此论文发表是科研工作者的刚需。

    而论文的发表，特别是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严格来讲必须是某项研究出了创新成果，将其撰写成文予以发布，而不是因为本年度因职称评定必须发表至少一篇。前者依赖于科研进展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自然与后者中国特色的计划任务相违背。其中优劣，高下立判。

    为什么大家不采用前者，非要搞论文发表的计划任务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采取了不依赖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每个评审周期聘请国际受到认可的同行对研究者进行匿名评估，通不过评估的就得离开研究所。该方式取得了不俗的科研成绩，但也日渐出现人才屡被挖走，从高端引领滑向低端培养的情况，原因大抵就是投资方式与管理方式的不匹配。多数科研机构不仅不具备国际同行评议的条件，而且限于人事编制、经费划拨、项目课题结算等种种原因，采用论文作为主要评估方式反而是一种易于量化、相对公平、方便管理的选择。这是现实。

    在评价方式一时难以更改的情况下，科研人员想要谋求更大的个人价值，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从开始自己撰写，转而依赖于第三方造假机构。而助长这股歪风的，却又是科研系统的过分宽容。2014年，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小保方晴子的两篇论文被《自然》撤稿后，她的博士学位被取消，她的导师著名细胞生物学专家笹井芳树对此羞愧难当，自杀身亡。而在中国，论文被撤稿甚至不会有什么损失，大不了就是下次再发。即便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报，也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严肃处理”。

    试问，论文造假何以不是一种诈骗？这种造假看似小学生作弊，但该作弊既损失了公帑，也耽误了科技进步，还消磨了研究者志气，实属大恶。若仅仅是项目撤销和通报批评这类所谓严肃处理，真真是怙恶不悛。反过来，倘若但凡论文造假被发现，对署名作者一律治以刑罪，追缴经费，剥夺职称学位，则造假之风必有望刹止，那些第三方机构也就再难有存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