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皇帝难道不是“一把手”吗，背后怎么还有个“一把手”呢？事实上，正大光明的皇帝宝座背后，经常影影绰绰，垂帘听政者有之、权臣持国者有之、宦官篡权者有之、后宫当权者也有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国师”在幕后指手画脚，试图影响和操纵皇帝的举动。

    “国师”这词儿原是对宗教人士的尊称，大概源于公元6世纪，那时的国师大都是僧人。在小说《西游记》里，“国师”却以道士为多，而且大半不是好人，更准确地说，不是好妖。车迟国王把虎、鹿、羊三妖奉为国师，尊称为“大仙”，任由他们大肆迫害异己，折磨和尚；在比丘国王把南极仙翁的坐骑白鹿奉为“国丈”，按说南极仙翁长期工作在高级神仙岗位上，修为应该不浅，但对身边工作人员，更准确地说，身边工作动物，管理很不严格，导致白鹿违反纪律、空降下界为妖，不但勾结土生土长的妖怪一起做坏事，而且做出吃小儿心肝这种惨无人道的血腥之举，把比丘国搞得乌烟瘴气，民怨载道。车迟国也好，比丘国也罢，当然是吴承恩的艺术创作，但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国王、皇帝甚至现代社会的总统受到“国师”“天师”等精神影响的实例。

    不过，话说回来，更多时候，皇帝和国师是互相利用。拿地大物博的蒙古帝国来说吧，从上到下各级领导都信萨满教。成吉思汗出征前，为知吉凶，常按照萨满之法，“烧羊骳骨以符之”。好在萨满教本身是多神教，蒙古贵族又认为，其他民族的宗教人士各有神通，既然都是“上头有人”的人，能和天神说上话，当然就不能得罪。所以，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侵城掠地时，向来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格外留意网罗两类人才，一类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一类是各路“天师”，换言之，精神领域的手艺人。道教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就是其中之一。丘处机的名字今天如雷贯耳，主要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笔，但在公元13世纪，丘处机在蒙古帝国享有盛誉，却因为成吉思汗的背书。1219年，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率领手下门徒，前往燕京。等到了燕京，却发现成吉思汗已率军西征了。于是，丘处机又带着尹志平一干人等，一路向西，越过阿尔泰山，行程万里，历时两年，终于见到了成吉思汗。

    不论现代还是古代，极权统治者大都迷信。一代天骄虽战绩骄人，也摆脱不了做了“皇帝想登仙”的套路，一见丘道长，就要长生药。老丘机智地看透了这一切，打起了太极拳，严肃地回答道，“只有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事实证明，这个回答是极为高明的，既避免了压根儿拿不出长生药或者拿出了药却没疗效的尴尬和厄运，当年秦始皇手下那班方士不就是吃了这个亏吗？但是，又让皇帝对丘老道依然心怀期待，对他报以尊敬并将他留在身边。到了第二年4月，成吉思汗发现老丘的葫芦里确实没有长生药，而且他讲得那套清心寡欲的大道理就算真能养生长寿，也实在太过乏味，难以坚持，就放他东归了。临别之际，“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还给了丘处机一块金牌，上面写有“真人到处，如朕亲临”的字样，这相当于把帝国意识形态工作交了一半给丘老道。

    以我想来，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那套玄而又玄的理论恐怕不会有丝毫兴趣，更不会去搞个什么工程将其蒙古化。在他看来，丘老道大概类似于中原地区的萨满大巫师，不妨笼络过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把门人吧。丘处机呢，也未必真想为帝国贡献多少创新理论，更没心思去做皇帝的保健医生，只是想借此让自己的嗓门更响亮一些吧。西行虽然辛苦，但丘处机不止收获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传之后世的理论成果，而且为他的老师重阳子开创的全真教特别是他丘老道自己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回到中原之后，老丘祭起皇帝给的金牌，派出门徒，冲州撞府、广建道观、四下扩张，宣传全真教义，不仅在普通百姓中发展信徒，而且把道教内部其他教派的游兵散勇也收在麾下，俨然首席专家、一派宗师了。后来，成吉思汗、丘处机两人相继去世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丘处机西行的果实依然散发着芬芳，蒙古统治者对丘处机及其门人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和厚待。

    还是蒙古名臣耶律楚材一语道破天机：做把弓箭还需要手艺人，难道治理天下，反而不需要“治天下匠”了吗？在蒙古皇帝眼中，丘处机这类“天师”也是“治天下匠”的一种，而以成吉思汗的雄才伟略，更不至于会听丘处机的摆布了。两人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两人都把这场戏演得很真诚，像歌里唱的，“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我说你世上最善良”。这么一想，谁又能说，《西游记》里那些信任妖怪国师的皇帝不是装傻充愣，和妖怪互相利用呢，看似妖怪躲在皇帝背后做了不少坏事，实则又何尝不是皇帝躲在妖怪背后实现那些说不出口的欲念呢？由此反观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总统闺蜜门，或许也能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