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一案影响颇大，近来人们热议法治精神。不由想起宋代一桩案子。《宋史》中的“许遵传”记载，许遵被任命为审刑院的详议官，审刑院相当于我们的政法委，专门审议和复核由刑部和大理寺呈上来的疑案，然后奏报皇上定夺，这是北宋初期为削减相权加强皇权，也是为了减少冤假错案而专门设立的机构，位列刑部和大理寺之上。许遵处理了很多案子，都比较妥当，后来被提拔到大理寺任职，相当于大法官，许遵想在履新之际标新立异一番，恰好遇到一件案子。

    有一位民女阿云已许配给了人家，但尚未出嫁。阿云嫌未婚夫长得太丑，于是某天晚上趁着未婚夫在田间就寝，拿刀砍之，砍了十刀，竟然没有砍死他，只是砍断一根手指。官府开始怀疑是盗贼所为，后来排除了，开始怀疑阿云，找来一问，还未用刑她即供认不讳。许遵认为她订婚时（严格说“纳采”还不等于订婚）是母丧时期，婚约还未成立，不算谋害亲夫罪。古代有十恶不赦罪，其中一条就是不睦，包括谋害亲夫。此案经朝廷审判，法官则认为是谋杀已伤成立，许遵抗辩：她有自首情节，应从轻发落。

    按照程序，这件事就到此就为止了，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民事案件，但宋代是文人治国的时代，个个都是意见领袖，小小的阿云注定要在朝廷上掀起不小的风浪。

    《宋史》载，“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许遵有不同意见，但刑部不以为然，遂成僵局，这时，皇帝出来打圆场，下诏建议判为交银子赎罪，没过多久，大理寺果然维持原判。许遵还是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仗义执言而被无故弹劾实在是耻辱，阿云本贫寒女子，又没了娘，哪里出得了银子赎罪啊！又上奏说：“刑部的判决是不对的，阿云应该减刑，现在弃皇上的诏书不用，只因循旧例，上来就判死刑，堵了自首之路，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罪疑惟轻的原则吗？”

    好一个“罪疑惟轻”的原则，宋代的法治够超前的。中国历代王朝之初基本都行严刑峻法，待到政权稳固，法律就开始讲人情味了。

    《宋史》载，“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

    宋神宗是个讲民主的皇帝，遂又下诏让司马光和王安石再议议，司马光表示反对，王安石则力挺许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也对许遵的意见有看法，认为是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宋代朝廷个个都是学霸，讲起道理来都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王安石执政，这件案子才尘埃落定，许遵赢了，因为反对王安石的人基本都被拿下了。

    不过，历代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对此案件的判决自然亦持否定态度。

    宋史又载，意即“即使讯问了很多次都不承认犯罪者，也可以按照有自首情节而从轻发落，譬如两人同时犯抢劫之罪，先被讯问者就是自首，疑犯生死竟然取决于谁先被讯问，而不是按照犯罪事实，这般荒唐，自然难以服众。”

    所以，宋史最后给予许遵的评价就是：“遵惠政及民，而缓登州妇狱，君子谓之失刑。”虽然颇有政绩，但这件案子办得不怎么样。

    王安石与宋神宗先后离世后，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的新法，不知道阿云一案可有变化？阿云的命运又当如何？没有找到历史的底稿，不好揣测，只是后来犯罪者再也没有王安石时期的好运了，想必是没有悬念的。

    阿云一个小小的案件几乎惊动了宋代朝廷所有的高官，皇帝都亲自来过问，反复争论了十几年，这样的案件，遍览古今中外，都很罕见。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许遵几乎穷其一生都为阿云这位弱女子奔走，仁者寿，最后他活了81岁，也算是高寿了。

    阿云该承担何罪？以时下法律来判，应该不是难事，但小案件却反映大时代，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还比较健全的时代，冤假错案甚至荒唐的案件也还是层出不穷，所谓真正的法治社会就是要尽量杜绝冤假错案，即使发生了，也不怕，因为有纠错机制，能够知错就改。

    一个社会的成熟度不仅仅在于经济繁荣上，没有法治的经济繁荣只是瞬时的繁荣，很难持久，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能保持很长时期的富庶，最大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其有完备的法治，官民都有底线，诸事自然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