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口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在民国天空中，他像一颗流星，那么短暂，那么耀眼。

    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他就在《学衡》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毫无畏惧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已在历史学领域声誉鹊起，但张荫麟并未满足于此，而是选择赴美深造。

    张荫麟在史学领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在社交方面则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他干脆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曰“素痴”。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提出质疑：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齐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论著中过度运用了“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藉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不是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必欲指出而后快。在他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有留学背景，有出类拔萃的学识，如果愿意，可以轻而易举步入仕途。一位国民党高官有意将他引入政府的高层，但他坚定地回绝了。

    远离灯红酒绿，固守青灯黄卷；无意飞黄腾达，甘作一介书生，在俗人眼中，张荫麟的选择当然是“痴”气大发，然而，正是这种“痴”显露了一个知识人应有的操守和良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虽为天才，张荫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且至死恐怕也未能参透。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荫麟结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伦慧珠，对这位一如林黛玉的少女一见钟情。表白遭拒绝后，张荫麟赴美求学。异国苦读的岁月，张荫麟忘不了初恋，他再次以笔代舌，绵绵情话漂洋过海抵达伦慧珠的案头。一封封书信如春风吹开了伦慧珠的心扉，也催红了爱情果实。四年留洋生活结束，当张荫麟乘坐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伦女士亲自去接他。

    而婚后，战乱却使张荫麟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赴云南，任职于西南联大；妻子则带着孩子困守在老家东莞。

    张荫麟从未想过要背叛妻子，然而，分居的日子里，昆明一位Y女士一直向他表示倾慕。理智上，他能让这位知己的表白穿耳而过；感情上，他却不能将这个年轻的红颜拒之门外。他们有了一段隐秘的恋情。他后来向好友贺麟坦白了这段恋情，还说：“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她回北平与他结婚。”

    贺麟这样评价这段恋情：“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

    也许是愧疚，张荫麟致信妻子让她带孩子来昆明团聚。妻子带着孩子、母亲和一位亲戚来到昆明，一大家人十分热闹，张荫麟却失去了做学问必须的宁静。婚姻总是琐碎而庸常的。两人因琐事纷争不断。一次激烈口角后，妻子一怒之下回老家去了，那位Y女士也迷途知返，去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沦为孤家寡人的张荫麟，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昆明成了他的伤心地。不久，他也离开昆明去了贵州的遵义，任教于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

    张荫麟对伦慧珠的爱是真诚而热烈的。只是在步入婚姻的围城后，他似乎还不愿从浪漫的云端回到务实的土地上。伦女士由恋爱中的“仙女”还原为婚姻中的“主妇”后，张荫麟也毫不遮拦地大失所望。两地分居让爱的风花雪月趁隙而入；不再完美的婚姻，则让这段隐秘之恋得以蔓延。

    作为史学天才，遨游上下五千年，张荫麟手挥目送，应付裕如；面对小家庭，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张荫麟将纷繁的历史梳理得井井有条，靠的是理性；而在处理婚恋时，他却完全感情用事。

    到贵州后，张荫麟闭门思过，意识到婚姻家庭的可贵，他致信妻子请她原谅自己，带孩子来贵州团圆。妻子伦慧珠也决定和丈夫和好。然而，老天却没给他们机会，不久，张荫麟被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7岁。

    因痛感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雷同而粗率，张荫麟决定着手写一部既具学术性也有可读性，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材。张荫麟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就是广受好评，畅销至今的《中国史纲》。

    研究历史，光有才华是不够的，还必须下苦功。张荫麟读书之多，写作之勤，几无人能比。战争年代，生活环境恶劣，但他却以顽强的斗志，昂奋的精神投入到历史研究中。他曾这样激励友人：“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

    张荫麟身染重病后，仍旧苦读不休，而且读的还是艰涩深奥的学术著作。去世前不久，他还高声朗诵庄子的《秋水》，那琅琅的读书声，显露一股刚正之气，蕴含一团生命之光。

    早在清华读书时，人们就把张荫麟、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凭张荫麟的天分和努力，假以时日，他取得的成就当不在陈寅恪、钱钟书之下，但无情的病魔却让这位年轻的大家赍志而殁，诚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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