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共享经济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发展共享经济的讨论有很多。虽不乏洞见与宏论，但坦白讲，也充斥着各种不准确甚至误导性的观点。相关评述散见报端，改日再做梳理，暂且按下不表，这里只表达一个在讨论中鲜被明言的基本观点，即大城市应更多承担发展共享经济的责任。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的观点。道理并不复杂，稍有点城乡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同样是吃早点，在农村的话，你只能自己做或到亲戚家、邻居家蹭饭，因为没人卖早点，但在城市里，早点摊随处可见，因为在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哪怕只有1%的人有这需求，就足够吸引一群人一大早起来专门为别人做早点。

    共享经济是一种高度依赖人口密度的城市经济。为什么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能够为上百万网约车司机提供就业机会，为什么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共享经济火不起来？除了大城市巨大的出行市场外，高密度带来的“网络效应”功不可没。因此，在对待诸如网约车这类共享经济时，大城市不能像对待低端制造业、商贸和物流业那样，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赶出去。因为后者出了大城市还有的可活，而共享经济出了大城市就会由于市场不够大、网络效应无法有效发挥，而被挪得大伤元气甚至被挪死。换句话说，将共享经济赶出大城市，相应的经济活动和就业岗位是灭失了，而不是转移了。

    很多人说，网约车创造的就业机会大都被“外地人”拿走了，交通拥堵成本却要由城市来承担，更何况当地政府还收不着什么税，很不划算。毋庸讳言，每个城市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一本账，但精打细算的前提是要会算、能算。目前这种高估成本、低估甚至忽略很多显在和潜在收益的算法，显然不是会算、能算之人应有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城市的行为存在较大外部性的时候，理应再算算大账。目前，我国农村户籍人口8亿多，农村常住人口6亿多，如何让更多人有序进城，是件绕不过去的大事，做好了是天大的机会，做不好就是巨大的包袱。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40%左右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因此，大城市大力发展共享经济这类只有依托于它才能发展起来的经济形态，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是更好履行大城市使命和责任的重要体现。事实上，国外的经验也确实表明，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极高的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往往不大。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很好，但让谁的生活更美好，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城市如何才能做到让生活更美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个尚有几亿人口等待进城的国家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经济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路，通过为先进城者提供更便利、舒适和低成本的生活，为后来者提供有城可进、有事可干的机会，让城市闪耀密度之美，让人们获得共享之利，真正实现人聚城兴、城兴人聚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