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同事在辽宁锦州义县发现了世界第一枚翼龙胚胎，首次证明翼龙与其它爬行动物和鸟类一样为卵生；

    他的团队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于《细胞》子刊《现代生物学》，审稿专家盛赞其为“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他带队在“中国恐龙之乡”——山东莱阳挖掘并且发现了5个连续的恐龙化石富集层；

    ……

    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推开汪筱林研究员办公室的房门，迎面而来的是一堆堆白花花的“骨头”——翼龙和恐龙化石。

    “这是一件中华龙鸟标本，学生最近要看，我刚从标本馆借了出来。”汪筱林坐在翼龙标本和文献书籍中间，指着几乎占满地上的一件标本说。“东西太多了，刚从莱阳野外回来，还没来得及收拾。”见记者无处下脚，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位博导“户外范”十足——冲锋衣、牛仔裤、登山鞋，“说走就走的科考发掘”是汪筱林多年科研工作的日常。就在不久前，他带队在“中国恐龙之乡”、新中国第一具恐龙棘鼻青岛龙的发现地——山东莱阳发掘了两个多月，发现了5个连续的恐龙化石富集层。10月2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此次挖掘成果，媒体将其评价为“世界罕见”。

    然而，历数汪筱林的履历：在《自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多篇；研究或合作研究命名了近60种翼龙、恐龙和恐龙蛋化石；研究成果多次入选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十大进展及美国《发现》杂志全球百条重要科学新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特聘研究员；中国首位巴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也许，对于眼前这位“发掘20载从未走空”的古生物学家来说，“罕见”早已是寻常。

    地球演化“故事”和“跨界”古生物

    汪筱林说自己“生性好动”“喜欢大自然”，向往如地质队员般四处奔波的生活；于是，他将地质学作为专业方向，从出生地甘肃天水考来到吉林长春。在长春地质学院（现已并入吉林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习后，又考取了本校沉积岩石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校博物馆工作。

    汪筱林说，每一块岩石和沉积地层都是一本地球演化的“故事书”。留校那年他26岁，沉浸在“故事”中的汪筱林也许不知道，第二年的一次野外发掘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90年，恰逢两年后长春地质学院40周年校庆，当时学校博物馆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合作，在黑龙江嘉荫进行恐龙化石发掘工作，“学校和馆里希望能发掘装架一具恐龙化石给校庆献礼”。于是，在博物馆工作的汪筱林因其沉积学专业背景成为科考队的主力队员。在黑龙江畔的嘉荫，汪筱林第一次接触到并亲自挖掘了许多恐龙骨骼。

    博物馆在1992年如愿向学校献上了“生日贺礼”——他们在野外发现采集了数百件恐龙标本，包括一些头骨化石，汪筱林和同事们亲自修理、复原和装架了一具长七八米的鸭嘴龙化石。在嘉荫的那三年，黑龙江边无数的日夜留下了这位西北汉子的身影，这段野外工作经历让他感受到这种探索未知生命世界的无限乐趣。

    古生物的“种子”就此在汪筱林的心里种下，它不仅要开花，还要绽放。1995年10月，汪筱林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博士生，并于次年来到所里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收获了科研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成果——翼龙胚胎的发现。

    辽西福地和首枚翼龙胚胎

    2002年前后，汪筱林正和同事周忠和在辽宁锦州义县进行野外考察，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个椭圆形的化石。后经研究，这竟是世界上第一枚翼龙胚胎！

    但在汪筱林入学之初，他并没有想到会与他的福地——辽西发生什么关系。“原本打算博士期间继续研究黑龙江嘉荫发现的恐龙材料，但到所里后正好要启动辽西热河生物群项目，于是我就

    加入进来。”随后，汪筱林成为“辽西热河生物群课题组”的骨干成员及野外队长，和同事们一道在辽西开展了轰动世界的野外科考发掘和重大古生物发现，他们相继在辽西北票、朝阳、阜新和内蒙古宁城等十多个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化石发掘，发现大量鸟类、带毛恐龙、翼龙、两栖类等化石。

    其实，早在1784年科学家就发现了翼龙化石，甚至比发现恐龙还早几十年，但翼龙蛋却从未露面，关于它是不是卵生等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这枚胚胎的出现首次证明翼龙与其它爬行动物和鸟类一样为卵生，此成果发表在2004年6月的《自然》杂志上。当年国内外媒体竞相对其进行报道，这一发现也入选当年美国《发现》杂志百大科学新闻。

    辽西的神奇不止于此。在辽西及相邻周边考察的同时，摆在汪筱林等一众学者面前的疑问是：热河生物群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

    “辽西热河生物群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也就是热河生物群核心分布区。那么它会向外扩展到哪里呢，我们决定往西边试试。”

    于是，从2004年到2006年，他带队开始西进甘肃酒泉马鬃山和玉门等地区。在那片荒漠戈壁，汪筱林和同事们在野外考察和发掘数年，发现的大量标本材料也证实热河生物群一直延伸到了河西走廊一带。

    由于种种原因，酒泉的工作未能持续进行，但西进的脚步却并未停下，汪筱林的下一站是新疆哈密。

    寂静十年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2014年，《细胞》子刊《现代生物学》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汪筱林哈密翼龙化石的初步研究成果，审稿专家盛赞其为“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英国古生物学家还专门为其撰写了评论文章《先有翼龙还是先有翼龙蛋》。

    而促成汪筱林“哈密行”的是他的博士生导师邱占祥院士的一次发现。2005年，邱占祥等在新疆哈密发现疑似翼龙的破碎骨骼，他果断把目标转向哈密，在那里拉开了哈密翼龙动物群重大发现的序幕。

    于是，从2005开始到现在，汪筱林连续十多年带队在茫茫戈壁上寻找翼龙的踪迹。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处保存雌雄翼龙个体和发现首枚三维立体翼龙蛋的化石遗址。“到目前为止，包括哈密翼龙蛋，世界上报道的翼龙蛋也仅仅有11枚左右。以前发现的蛋化石都是压扁二维保存的，蛋的形状和蛋壳结构都不得而知，但在哈密我们一次就报道了5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以前针对翼龙蛋形状、软壳或硬壳等一系列疑问有了较明确的答案。”汪筱林解释道。

    论文发表后，在国际古生物界和媒体引起很大反响，然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确保化石分布区免受外界侵扰，汪筱林及其团队每年两个多月的科考工作只能“默默无闻”，严格保密，甚至10年没有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

    汪筱林团队靠着两辆“晃晃悠悠”的老旧车，奔波于戈壁大漠，住地与野外一来一去就是近7个小时的路程，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信号、车陷沙河、皮肤晒伤、嘴唇爆裂、缺水干燥……这些对于那些年在哈密戈壁科考的汪筱林及队员来说，都再寻常不过。

    2008年起，汪筱林又率队主持山东莱阳恐龙化石的科考工作，希望借助新发现解决棘鼻青岛龙头饰和谭氏龙等存在争议的问题。科研之余，汪筱林团队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申请国家地质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申请国家等部门相关遗址保护经费等，并进行各式各样的科普教育，每年在野外发掘期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多个中小学主题夏令营。

    而今已年过半百的汪筱林，每年依旧带队主持莱阳和哈密各两个多月的科考发掘，以及辽西等其他地区的短期野外考察。

    十一假期后，汪筱林将再次带队踏上新疆的土地，开始他在哈密第12个年头的又一轮探索，他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