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十年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承载着探索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使命，应运而生。

    十年间，当初连建筑都仿照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北生所，已经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响当当的研究机构，成绩有目共睹，推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整体上一个台阶。

    北生所成立五年后，由10位全球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对该所进行了实地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这足以证明决策者当初关于北生所的决策和定位是正确的。但北生所有更高的追求。“我们希望能在探索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同样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北生所副所长黄嵩说。

    百济神州试水新药创制

    但越来越多的经历让王晓东不满足于高质量的论文。 “因为我的研究与癌症有关，回国后经常有人问：你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王晓东说，“特别是近些年，亲朋好友中得癌症的越来越多，而多数癌症到了晚期基本上无药可治，患者只能等死。”他沉默片刻后说，“这些事让我深受刺激。理论和概念是治不了病的，研发抗癌新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0年底，王晓东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他和具有十多年制药公司创立和管理经验的美国企业家欧雷强联手，创办了百济神州,志在研发全球领先的抗癌新药，让中国人民用上世界水平的抗癌药，让世界人民用上中国人研发的抗癌药。

    深厚的科学背景、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科学的研发策略，使百济神州的新药研发很快“开花结果”。他们研发的两个新型靶向药物BGB－283、BGB－290，引起了德国老牌制药企业默克的极大兴趣。2013年11月，经过严格的考察、检测、评估，默克旗下的生物制药公司默克雪兰诺与百济神州签署合作协议，出资5亿美元购买了这两个药物的海外市场开发权，创造了我国新药研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更让王晓东高兴的，截止到目前为止，除了与默克雪兰诺合作的两个小分子靶向药外，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肿瘤免疫关键药物PD-1单抗和针对血液系统肿瘤开发的另一个靶向药物BTK抑制剂BGB－3111也先后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目前四个临床在研药物均在澳大利亚完成了一期临床。四个临床在研新药的初步临床数据在去年和今年已经分别在国际核心的医学会议上被遴选进行口头报告或海报展示，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均展现了领先性。

    今年2月初，百济神州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美国IPO第一单，也是实质意义上我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创新型生物科技企业。

    目前，百济神州临床前研发管线中还有10余个在研品种，围绕肿瘤免疫组合疗法进行开发。目前处于临床阶段的BTK抑制剂、PARP抑制剂、RAF二聚体抑制剂、PD-1单抗均有潜力成为联合用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目前尚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百济神州是拥有临床阶段PD-1和BTK抑制剂全部权利的两个公司之一；是对PD-1 和PARP抑制剂进行内部组合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同时根据内部未公布数据，PD-1抗体也可与RAF二聚体抑制剂进行联用。尚有更多得到科学证据支持的联合用药方案正在探索中。这使得百济神州具有全球竞争力，更有希望开发出药效优异、便于使用的首个组合或最佳组合药物，并有希望更快通过审批，造福肿瘤患者。

    更大范围的尝试

    有了百济神州的尝试，王晓东开始思考怎样将北生所的成果与应用相结合。

    “中国人做全球创新药研发，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不走过一回，肯定不知个中滋味。当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磕磕绊绊。”王晓东说。

    “走过一回”的王晓东熟悉了从成果到新药的流程，也对科技成果转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时，对于北生所的成果转化之路，他开始谋求更大发展。与此同时，经过十年积累，北生所目前已有多个国际国内领先、市场前景较好的创新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李文辉团队继发现乙肝及丁肝病毒功能受体后，正在分层次、滚动式推进乙型肝炎及丁型肝炎病毒抗体药物、受体阻断药物及其他新型药物的研发，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将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其中抗乙肝及丁肝病毒的人单克隆抗体有望在2017年进入临床试验申报阶段。

    2014年10月，在北京市市科委的支持下，北京首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入5000万元支持该项目的研发。北生所已就该项目成立项目公司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一个研究乙肝的人都希望能够攻克这个难题。我们现在走两条路，一是认识乙肝病毒本身，侧重于基础，二是推动改善未来治疗手段，侧重于应用。”“所里很早提出，做好基础研究，促进应用研究。”李文辉说。

    黄牛实验室开发和应用基于物理学原理的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技术，研发了针对多种新药靶点的首创性新药先导化合物。目前，以他的专利技术为主导，完成新药开发中后期工作的公司已于2014年成立，有望在肥胖症及相关代谢综合症的临床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发的另外一类治疗肠易激综合症的新药目前在所内进行深入的临床前研究。

    如果这两类药物（治疗代谢类疾病或肠道疾病）中的任何一个能够最终上市，都将实现计算化学主导的新药研发领域零的突破。

    “就像晓东说的，一个科研人员，如果研究成果能够治病救人，其他方面也就别无所求了。”黄牛很谨慎，“但首创性新药研发的成功率毕竟只有1%，我们只能说尽最大努力。”

    “前期的很多沟通包括融资都由晓东带着做的。我们现在正在物色合适的人选来运营公司，前期主要是研发团队在做，以后则需要一个商业团队来运营，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公司创始人能慢慢退出，继续把重心放到自己喜欢的科研上来。”黄牛说。

    无论什么时候都让科学家专注于创新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将来要在新药创新上有所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都要有。”在王晓东看来，基础研究始终是新药研发的源泉。他在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些很好的药以前没有人去做，因为人们对科学知之甚少。“我今天报告里反复提到基础研究跟临床研究转化的衔接，我们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这个衔接要反复的来，不是one-way street（单向）”。

    在北生所，有了这样原创性的基础科研发现以后，同时建立了转化研究的能力，即让原创性的基础性发现，转化到药物研发过程中。这个门槛可以大大降低。“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些只懂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在发现基础研究机理方面以后，在研究所通过这一转化途径，达到社会可以接受的地步。”王晓东说。

    为了践行这些理念，北生所设置了科研辅助中心，建立高技术、高水平的技术服务平台，包括有三十几万化合物的数据库、人源化抗体库，有专门做化学的人，还有计算机辅助设计，能根据结构生物学,增强小分子设计能力，从美国聘请专业知识产权律师等等，为各实验室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使科学家能够专注于科研创新，不受具体事务干扰。

    黄嵩介绍说,纵观北生所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至2009年的快速成长期。在这个阶段,北生所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短短数年间,北生所凝聚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并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原创科研成果。

    第二阶段是2009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北生所逐步凝练出数个有北生所特色并引领世界的学术方向，行政管理和科研支持机制日趋成熟，并在基础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探索出了新路子，很多理念和实践都在国内科研同行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形成了一整套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机构管理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重任在肩，唯有继续前行。紧抓基础研究的根本，打造通用技术平台，提供成果转化的系列全套服务，十年后的北生所选择了成果转化这个命题，并像当年拓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