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扰动强度最大、水资源承载压力最大、水资源安全保障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可利用水资源量呈现显著衰减的趋势。”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赵勇12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1%，但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1%，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9，水资源条件与经济社会布局极不相称。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年均水资源总量由1956—1979年的291亿立方米减少到1980—2000年的219亿立方米，2001—2010年年均总量进一步减少到166亿立方米；入境水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100亿立方米减少到2000—2014年的24亿立方米。

    为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京津冀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赵勇举例道，目前京津冀地区重要河流主要河段年均断流260多天，湿地面积较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75%，1980年以来海河南系几乎无水入海或仅有少量的污水入海，地下水累计超采量超过1550亿立方米，形成了3.3万平方公里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和4.8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超采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和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的相继通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形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水资源安全保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要求。“亟须将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开展水资源问题剖析，集成研发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协同制定水资源安全保障方案，整体解决区域水资源安全问题。”赵勇表示。日前，由他领衔的项目“京津冀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应用”，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专项2016年度资助。

    据介绍，该项目针对京津冀地区水循环显著变异、人水关系严重失衡和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短板，重点聚焦两大科学问题：一是强人类活动区的水循环演变机理与健康水循环模式，揭示京津冀地区水循环全过程演变机理、过程与规律，提出健康水循环模式与评判标准；二是强烈竞争条件下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开展京津冀地区多水源多目标协同配置，推动建立健康的自然—社会水循环系统。

    对此，赵勇进一步解释，无论京津冀地区水资源问题的表现形式如何，均可归结为水循环过程的演化与失衡问题，而保障水资源安全所开展的各类水事活动，本质上也都是针对流域水循环过程的调控行为，因此揭示京津冀地区水循环全过程演变机理、过程与规律，是开展京津冀水资源科学调控和安全保障的科学基础。同时，水资源稀缺地区存在普遍的区域、行业、城乡、经济和生态之间用水竞争与利益冲突，如何在水资源有限而需求众多的情况下，使水资源配置最优是解决强烈竞争地区水资源调配与安全保障的关键科学问题。

    “通过我们的研究，预期支撑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20%，地下水超采压采率超过80%，再生水利用量提高到20亿立方米以上，缓解京津冀水资源短缺压力，推动建立健康的自然—社会水循环系统，保障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安全。”赵勇介绍。

    （科技日报北京9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