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斥千亿元巨资建造超大对撞机的争论引发社会关注。

    以菲尔兹奖获得者、数学家丘成桐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为代表的一方主建，认为这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

    而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终止建造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科学的生命力系于伟大的新发现。通过大科学装置寻找微小粒子，是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此指引下，科学家们寄希望于通过超大对撞机来探索更高层次的微观世界，从而找到宇宙起源的亘古秘密。

    而建设大科学装置意味着巨额的资金投入。不少国家为钱所困——经费不足是导致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SSC终止的原因之一；日本文部科学省同样在顾虑开支问题，期待更多国际资助。

    因此，对我国而言，超大对撞机上马与否，拍板前的辩论越民主、越充分，越有益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有限经费投到哪里，要遵循科学理性和行之有效的决策程序。

    争论各方要多发科学理性之声，充分辨析什么当投，什么不当投，什么必须现在投，什么可以未来投。决策者要多听科学理性之声，胸怀创新自信又不妄自尊大，立足国情把握机遇与窗口，该出手时不犹豫，该坚守时不盲动。

    对于超大对撞机项目的决策，首先，立项报告应当明确阐述立项依据和运行模式，科学意义和可预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其他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组织国内外小同行和大同行对项目的科学意义和其他效益进行评估，并形成专门评估报告；第三，经费预算应充分考虑大科学装置的使用和维护也需要巨额投入，务求精准。

    平等的学术争论能为科学发现之旅输入强劲动力和新鲜血液。不论超大对撞机项目是否上马，何时上马，顶尖的观点交锋迸发的理性之声，都有益于孕育出不负祖国、不负时代的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