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教授(右) |
■今日视点
一个中国教授是怎样当选为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
“在习近平主席最近致电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时强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刚刚当选非洲科学院首位中国籍院士的张林琦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最先进研究成果带到非洲,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医疗研究平台上,致力于推进中非科研合作。”
给非洲带去最新医疗成果
张林琦是国际上最早研究艾滋病的首批科学家之一。他告诉记者说:“我和非洲的关系主要源于对艾滋病的研究。”
早在1995年,张林琦在美国纽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就主持了一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针对全球艾滋病病毒遗传学和生物学特征的研究。他发现,非洲的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且有极高的基因突变和生物学多样性,对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出了严峻挑战。这项历时多年的研究为人们认识艾滋病毒,研发药物和疫苗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关键平台。
2007年,张林琦作为艾滋病研究专家接受非洲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邀请,对非洲艾滋病研究和疫苗开发的情况进行整体评估。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时的感触既深刻又复杂。他回忆说:“当时南非正赶上情人节,艾滋病的快速诊断试剂都成了情人节礼物,医院里面护士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高达11%。问题确实严重!”
基于这种情况,张林琦与其他很多科学家和国际组织一道,大力倡导和推动对非洲艾滋病的治疗、诊断和研究项目。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促进药品和诊断试剂价格的优化,让更多感染者直接受益。他还与南非、博茨瓦纳、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的科学家建立联系,进行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非科学家合作与机制的优化。
自当选非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后,张林琦承担起为非洲科学院起草传染病重点研究方案的任务,并致力于搭建和优化合作基金与研发队伍,实质性推动合作研究的进展,提升防治传染病的能力。
力建中非新发突发传染病合作平台
与非洲同行的多次交流让张林琦深深感到,科技援助和科技合作才是根治艾滋病等疾病症结的关键。
他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对非洲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和投入,大大降低了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势头,使非洲从一个艾滋病重灾区变成了某些方面的研究领军,个别方面甚至超过中国的水平。推动中非医疗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非洲,也有利于中国。
近十年来,张林琦一直在为建立更有效的中非科技沟通合作机制奔走倡议。通过“中国南南卫生合作研究联盟”和清华大学“国际公共健康硕士”平台,张林琦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积极开展与非洲决策者、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的交流,推动在传染病防治中的合作与人才培养,促进疫苗和药物等企业与非洲对接,开展本土化生产合作等。
张林琦认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是包括中非在内的全球研究重点和难点。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展开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其目标是“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才能满足新形势下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布局和要求,保障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非洲的合作必须扩大。
“以往西方媒体经常报道,中国人到非洲去开矿山、建铁路、修房子、建水利,是为了掠夺当地资源。但当你踏上非洲这块土地,就会发现西方媒体的偏见和荒谬。其实,非洲人民感激中国人民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促进、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并真诚期待今后能在科学研究、企业开发等领域更多的合作。”
科研人生没有终点与顶点
无论是对艾滋病的研究,还是推进中非科研合作。张林琦总在强调一句话,自己科研一生没有顶点,也没有终点。
国际上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1983年首次确定艾滋病毒HIV。张林琦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最早用遗传学的方法来研究HIV病毒的遗传和变异,张林琦也在1988年随导师一起转向这一方向。
1993年,张林琦师从鸡尾酒疗法(高效抗病毒联合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博士,共同在国际上率先阐述了HIV-1及其感染细胞的变化特点、病毒演变规律和人体免疫系统重建中的关键过程,为优化治疗策略、评估免疫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林琦说:“我们发现,艾滋病无法根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无法百分之百抑制病毒复制,二是体内存在着病毒储藏库。前一者好比残余的病毒复制,后者是死而复燃的病毒复制。这两点为我们找到治疗方法,达到‘功能性治愈’和‘终极根治’的目标提供了精准靶标。”
自1995年鸡尾酒疗法使用以来,艾滋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降低了70%,使一种被判死刑的疾病,转为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疾病。目前鸡尾酒疗法更加安全有效而且方便,患者可以一天只吃一片药。
另外,虽然艾滋病这一堡垒尚未攻克,但研究中获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为治疗其他疾病带来了新工具,已能将丙肝基本根治。回顾几十年的艰苦研究和工作,张林琦感慨地说:“这是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路,选择这条路最重要的是信念和毅力。从研究现状来看,离根治艾滋病这一终极目标,已到了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顶的最后十米,胜利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