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操秀英

    “我要当网红！”郑永春的开场白引众人大笑。自称“春哥”的他喊出口号：“信春哥，不挂科；信春哥，得永生。”

    中科院物理所9楼的科学咖啡馆里人头攒动。每个月都有一个周一的晚上，一群爱好做科普的科技工作者聚集在这里，品咖啡谈科学。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前不久获得美国天文学会卡尔·萨根奖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

    近一两年，郑永春频繁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似乎已习惯当一个明星科学家。然而，在中国，想当科普“网红”的科学家少之又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记者随机采访的科学家里，大多认为“科研是科学家的本职，科普是不务正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搞科普有哪些困难？怎样让更多科研人员参与科普？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热衷于科普，是后来慢慢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才开始认真做。”郑永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如果我们的中小学老师都不喜欢科学，高考出题从来没有科学家参与，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前没有见过科学家，他们怎么能对科学感兴趣？青少年对科学不感兴趣，我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又在哪里？”郑永春说，虽然近几年国家领导一直强调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但要将这一理念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郑永春了解，科研人员不大愿意做科普原因有两个，一是保密性需要，二是认为科普活动会干扰日常的科研教学秩序。“这其实都不是理由。”

    “美国的核潜艇、航空母舰都可以让公众去参观，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眼睛就能偷走的东西一定不是什么秘密。”郑永春说。至于干扰日常科研工作，他认为，也可以借鉴国外做法，比如采取预约制、限时限流、建参观通道，等等。

    郑永春认为，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天然地认为科普就是责任，而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意识。“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什么那么热衷于科普？因为他们的经费需要国会批准，批准的前提是你要陈述你都干了哪些事，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介绍，在这个过程中，科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事实上，美国的各科研机构、学会、科研人员积极科普的主要原因，均是为了向公众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获得高关注度，从而获取更多经费。

    除了科普意识不够强，记者此前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听到科研机构表达科普的实际难处：“不是我们不愿意做科普，但是经费从哪里来？现在的经费都是以课题形式发放的，哪来科普的钱？”

    “这确实是个问题。”郑永春说，“既然规定了科普的义务，就要配备专门的经费和人员。美国基本上大的课题里都会列支科普费用。我国重大专项等一些项目是否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

    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此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也建议：“应该从‘973’‘863’等项目里拿出1％、2％的经费来做科普工作，拍几个光盘，把整个过程都讲清楚，比如‘嫦娥一号’等。但如果这个项目费用不包括科普，科普还要另外找钱，那就难上加难。”

    有了钱，还得有人去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大光教授认为，我国科普最严重的问题是科学家的缺席。他认为，现行科学家成就评估体系中没有“科普成就”这个部分，科学家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国外的科学家乐于从事科普写作，与科普著作发行量大、可以提高社会知名度和获得较丰厚的经济收入有关。有些写出科普名著的科学家，其版税收入甚至高于其正式职位的工资。除了版税外，做科普演讲也有相当丰厚的回报。而在国内，情况并非如此。

    对此，中国科普研究所谢小军博士深表赞同。“要求每个科研人员都去搞科普是不现实的，有些人可能并不擅长，但对于科学家群体而言，这是责任。如何让更多有热情、有能力的科学家投身科普，是我们要考虑的。”他认为，将科普工作作为申请课题、评定职称的考核内容，也许将调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极性。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