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文·句艳华

    近一周来，原子能楼引发了人们议论。从本报20日报道次日即遭拆以来，人们一直在为这座其貌不扬的小楼惋惜，这种感觉，就像突然失去了某种虽很少念及，却一直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

    很巧，听到拆迁消息时，正在翻看龙应台近几年来在大陆的一些演讲稿。30多年前，她就对台湾随意拆除古迹的问题厉声批评，柔情劝勉，并时常举自己在德国的见闻为例，一个德国人，带着她看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乃至一草一木，都和儿时没有发生变化。龙应台深深感动，并非常“嫉妒”，因为以她为代表的中国人，常常感受不到这种幸福。

    “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质疑的需要。”

    龙应台在社会问题上的任何一种观点都理性而不失感情，这个观点尤其如此。在大陆接受媒体采访，几乎是必然地，她被问到了拆迁问题：拆迁是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她这样回答：不是，这是拿城市发展作为借口的暴力。

    科研应该有更好的环境，大楼也是条件之一，但不应一概而论，任何原则僵死之后，就成为了教条。原子能楼虽然颜值差一点，人文价值略逊，但作为新中国科学第一楼，它将中国科技事业的坐标永久性地定位在了中关村，孕育了“两弹一星”，走出众多的院士，可以说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不断散发巨大能量的原点。如网民建议那样，改建成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是一个比较有社会效益的选择。科研不仅需要物质条件，何尝又不需要某种氛围和情怀的东西？这样“手续齐全”的被拆掉，是不是也一种以发展科研为借口的暴力？

    龙应台在担任台北文化局长期间，曾做过一件对我们有启示的事。她带领文化局把来台大陆人居住的棚户区宝藏岩进行了修缮，改造成了艺术村。宝藏岩民居原貌保留，低矮的房屋依着山势而下，沧桑中似有千言万语。

    棚户区按说是最没有人文价值的了，但它是1949这道分界线上发生的中国巨变的真实记录，储存着几百万大陆人的乡愁，万难复制。维修再利用永远都比简单的拆除投入的心力要多。龙应台仅是改造宝藏岩的“局长”之一，其改造前后经历十多年，2010年才结束。

    台北可以穷近20年时间保护一片“贫民窟”，相比之下，我们的耐心差到了极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事业曾经为新中国保驾护航，构筑了几代人的信心和安全感，是中国科研精神的物质载体，足以令后人缅怀瞻仰，但拆毁者看来并不以此为然。

    当然，我还注意到为什么本意台北政府是要拆除，后来为什么变为修缮了呢？是“学界和媒体界”，它们携手共同向政府呼吁，共同促成此事。而反观我们，或许近些年对人文建筑的关注不少，但对近现代的工业遗迹和建筑旧址重视显然不够。相信不少人都是在报道之后才知道这幢小楼。可以说，这还是我国科学文化不够发达的一种曲折表现。此前部分学者院士的呼吁保护之声，零零星星未成声势，媒体意图扶“大厦”于将倾，次日小楼即被“大卸八块”，不仅未能力挽狂澜，甚至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是“学界和媒体界”，却未能形成一股有效的合力，对抗所谓“发展”的“暴力”。

    但是，又是什么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科技时代，一个人人手执话筒的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