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陈祖涛才被二汽和汽车局找回。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一机部为二汽召开的“扩大初步设计”会议。形势变了，为收拾几年来受文革影响造成的烂摊子，对二汽设计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湖北省委张体学对二汽建设十分关心，曾召集二汽领导班子到武汉开会。会上，他对饶斌点名说，“饶斌搞汽车工业，毛主席也知道的嘛”；对陈祖涛说，“你父亲混蛋，犯过错误，那不是你的问题，你要大胆工作嘛”。这是军管撤出后，对老领导班子很大的鼓励。“混蛋”这个脏词确是原话，在当时环境下，大家都理解张体学的善意，也没人计较。我当时在武汉参加湖北省计划会议，也去旁听了这次会。

    纠偏要比新建困难得多。这时二汽已经有了以夏治涛、钱云洲为正副处长的工厂设计处，陈祖涛带领他们和各专业厂结合一起，首先把必须的工艺设备，交通设施和厂房面积补回来，以保证生产。恢复计量系统，以确保产品质量。

    对已建成的“干打垒”怎么办？有人还有顾虑，甚至把问题推到李先念面前。陈祖涛当面直言“推倒重来”。得到李先念同志首肯，陈祖涛就更有底气了。接着，他和负责土建工作的二汽党委副书记王进仁一起，又把十堰市区21座农业水库加固，同时疏通渠道，提高厂区防洪能力。从距十堰20多公里的黄龙堵河建设高压管道，以保证生产和生活供水。经过全厂职工几年努力，二汽建设终于走上正轨。

    经他们反复研究，确诊陈祖涛患的是脱髓鞘和急性小脑炎，后得到德国专家确认，这是文革专案组对他毒打造成的老病复发，险些送命。

    自力更生建设比一汽更大的汽车厂，还不能照抄照搬，在国家被封锁的情况下，大部分较先进设备买不到现成的，只能依靠众多设备制造厂创新试制。1969年有过所谓“一号动员令”，强调战备紧迫，大批新设备来不及反复试用改进，就“带病进山”了。

    在汽车试生产中发现1000多台机床有问题，二汽副总师刘仁需联系设备厂派人来改进，做了大量工作。此外，还曾报请一机部几次组织设备攻关活动，邀请机床厂派专家到现场解决，林宗棠就为800吨压力机攻关到过二汽现场。

    1978年陈祖涛经请示李先念，批准一笔外汇后，又进口12000吨锻压机、格里森螺旋伞齿轮机床、曲轴、连杆等精密设备。

    自己设计的两吨半越野车也是先天不足，投产后发现不少缺陷。二汽副总师王汝湜同时兼产品设计处长，为此开展多项试验改进，组织以李荣辉、朱柏山为首的试车队，到吐鲁番、海拉尔、海南岛等地，找各种气候条件、高山平原等不同地面道路试车。陈祖涛的儿子陈奇木也参加，从1973年下半年起，日夜兼程跑了五万多公里，积累大量数据，发现104项问题。

    于是全场动员，一边改进，一边试车，再改进，再试车，各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发动机过热，有些技术指标还达不到原设计要求。问题反映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那里，邓回答“可以找外国公司咨询”。经二汽第二任总工程师孟少农联系，和英国里卡图公司签订咨询协议，开列出64项产品攻关题目。在里卡图公司实验改进的同时，二汽也照做同样的实验改进，出成果后相互对比总结经验，大大提高二汽研发水平。

    再后来，二汽越野车经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考验，其越野性能和可靠性受到军队赞扬，于是市场销路大开，后续五吨载重车也受到市场欢迎。接着陈祖涛派张鹏和我到襄樊选址，以后又专门组织班子，为二汽设计建设亚洲最大汽车道路试验场。

    土建施工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干扰，屋面、屋架、地面、墙体、排水、护坡、围墙等都出现不少问题。经二汽党委副书记王进仁、张树梅和副总师马志诚多方努力，历经数年才得以解决。

    （连载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