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爱平

    “此次《意见》的亮点很多，首先，第一次明确地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上升到制度层面，作为推进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举措；其次，首次将发挥‘科技特派员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写入中央文件，表明了今后科技特派员工作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冬梅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道。

    2002年3月，刘冬梅赴福建省南平市调研“科技特派员”工作，走访了科技人员和当地农民，这是她第一次实地接触科技特派员工作。

    “去之前对科技特派员的提法和做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看过之后，强烈地感觉到，福建南平的经验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很受震撼和鼓舞。”刘冬梅说。

    这次调研后，刘冬梅就在报告里，明确提出“进一步高度关注和重视科技特派员工作，并以此作为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

    实际上，向农村下派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久已有之。

    “但科技特派员工作不限于此，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中国是世界上二元结构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解决‘三农’问题，最大的瓶颈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将新的生产要素引入农村、激发农村发展潜能的机制。”刘冬梅说。

    科技特派员工作，恰恰是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制度设计，将大批优秀人才引入农村，实现了城市先进要素向农村的逆向流动。他们或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或带来了发展生产的资金，或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理念，盘活了农村的既有资源，加速了农村乡土人才的培育，实现了多方共赢，这成为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活力之所在。

    虽然科技特派员工作近年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在各地的推进并不平衡，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发生相应的调整，对新时期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是一种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交换体系，相对而言，政府则是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在我国农业步入全新发展阶段的今天，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应是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刘冬梅说，政府应发挥组织发动、协调管理和配套支持的作用。

    此次，在《意见》中明确提出事业单位派出的开展农村科技公益服务的科技特派员“5年时间内实行保留原单位工资福利、岗位、编制和优先晋升职称职务的政策……”等，是对过去不太明确的科技特派员选派政策的实质性完善。此外，“对公益服务、农村创业等不同类型科技特派员实行分类指导”，“支持科技特派员投身优势特色产业创业”等，都在《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意见》的发布，将有利于各地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重点和方向，推动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创新局面。” 刘冬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