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抓工作干劲十足,下现场处处带头,经常在夜晚召集干部开会。记得有一次,我要出差,临出发前参加他的会,眼看火车还有个把小时就要发车,会议才结束。当时从一汽到长春火车站,至少得提前两小时出发,在红旗街要换一次电车。谁知他心中有数,临时叫来一辆红旗轿车送我们几人去火车站,居然14分钟就抵达。
那时红旗轿车只供国家领导人乘坐,确实没想到我们这几个小罗卜头还有这个机会。后来才知道陈祖涛和一汽轿车车间主任张鹏关系不错,张鹏是沈鸿的高徒,也是老革命,在延安随沈鸿搞过军工和发电。1939年夏天陈祖涛随周总理从延安去苏联,在延安就是张鹏把他抱起来送上飞机的,那时的机场和飞机可不像现代这样方便上下。到二汽后,我和张鹏曾在一起工作过几年,听他讲过陈祖涛很多故事。
近年来,因看陈祖涛口述《我的汽车生涯》(欧阳敏撰写),对他有了更细致的了解。陈祖涛1928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蔡甸,父亲陈昌浩常年在外闹革命,直到他9岁那年,才得和父亲在汉阳见面。没过几天,父亲又独自回延安。不久,陈祖涛由其叔叔陈俊带去延安,母亲留在汉阳,由12岁的哥哥照顾。
在延安,陈祖涛家和刘少奇家相邻。父亲已与张琴秋结婚,张待陈祖涛如己出,陈祖涛对张妈妈也很尊敬。张琴秋亲自安排陈俊去抗大学习,陈祖涛的妈妈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保育小学,陈祖涛变成神气十足的小八路,学文化、出操,有时还野外行军,他还和刘爱琴、刘允斌、高毅等成为玩伴。
1939年,陈祖涛随父亲搭乘周总理的飞机去苏联,同机还有高岗的儿子高毅、孙维世、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陈祖涛随后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第一所国际儿童院是1928年由共产国际和苏共建立,专门接收培养欧、美、亚洲一二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子女。1933年迁移到伊万诺沃,扩大规模建成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
学生中既有中共烈士们的子女,如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郭亮等人的后代,也有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林伯渠的子女,还有赴苏学习干部博古、张闻天的孩子。
陈祖涛从延安到国际儿童院简直像进了天堂,可是好景不长,德国大举入侵后,国际儿童院和苏联人民一样,生活十分艰苦。配给粮填不饱肚子,他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就开荒种土豆。为冬天熬过严寒,靠驾马车去树林里伐木柴,至于鞋袜和衣服就顾不上了。严酷的环境锻炼了他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
1947年蔡畅妈妈利用来莫斯科的机会,给他们一些黄金首饰以改善生活。陈祖涛作为代表到苏联官方指定机构兑换卢布,第一次很顺利,第二次就被警察带走询问。后经苏联外交部查证,才平安无事。同学们的生活费从每月二三百卢布增加到500卢布。但在文革中,这事被作为陈祖涛的罪状之一,批斗个没完没了。
我想起一个小故事。1980年代陈祖涛已调任中汽公司,有一次,我出差来见他。他要我代买一个台灯送刘爱琴家,那时刘爱琴刚从内蒙古迁回北京。我就在崇文门外花市百货公司买了一个很普通的落地式台灯,手拎着送到刘家。进门一看,不大的一间屋,不要说高档家具,几件普通家具也是旧的。送一个普通台灯也是雪里送炭,怎么也想不到国家主席的女儿家竟然如此清寒。
陈祖涛成绩很好,从八年级跳级到十年级,1945年毕业,考入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学校安排他学焊接专业。一段时间后,经陈祖涛要求,改为机床与工具专业,重点是汽车。
1948年,陈祖涛他们接到苏联红十字会通知,又有21名中国留学生过来。大家都很高兴,陈祖涛、刘允斌和张芝明一起到莫斯科车站迎接时,还见到谢绍明等延安保小的同学。红十字会把这21位留学生直接送往离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按当时苏联政府规定,他们不允许随便离开,只能在当地升学。而伊万诺沃只有两个纺织工业专业大学,陈祖涛去看望他们时了解到这种困境,返回莫斯科后,就与刘允斌、张芝明联名写信给马林科夫,反映他们是中共中央派来的,肩负着将来新中国建设的重任,还开列清单介绍了他们的身世。
后来,他们都被批准来到莫斯科,例如李鹏和林汉雄进入莫斯科水利学院;叶正大、叶正明进入航空学院;邹家华、刘虎生(刘伯坚的儿子)进入鲍曼最高技术学院。21人各自进入所选专业大学(学院),还得到每月500卢布生活津贴,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好的待遇。
1950年,22岁的陈祖涛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当年年初还没从鲍曼毕业的他就作为临时聘用的翻译,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机械工业的相关谈判。机械组负责人是沈鸿和聂春荣(聂卫平的父亲),他们随周总理到苏联参加谈判。在鲍曼期间,陈祖涛就曾到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人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等各大汽车厂实习过,这时都派上了用场,也为毕业后配合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开了头。
1950年2月,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前,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主席在问过陈祖涛学的什么专业后,在他的记本上写下“机械学很重要,学好了有用处”,“光明在前,同志们奋斗”两句话。陈祖涛一直当做宝贝,保留到现在。
(连载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