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最近采访了一位开“地下补习班”的金牌教师，他自称在学校课堂上尽职尽责，因此问心无愧。我相信有偿补课的中小学教师心态大多如此。虽然他们违背教育部禁令，但并不认为补课有悖师德。我认为他们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错，教育法规也没错，错在补习产业发育迟缓。

    教育部前两年规定，中小学教师不允许开补课班，禁令十分详细，为的是教师们将精力放在正职上。事实上，台湾在1980年代就制定了相同的法律。谁想办补课班赚钱，就得从学校辞职。台湾“补教界”人才济济，大多都是辞职下海的公办教师。

    但大陆的优秀老师并不情愿放弃铁饭碗。教育部刚出“禁补令”时，所有业余捞金的公办教师都缩了回去。后来敢开班儿的也都是提心吊胆，生怕被开除。《中国青年报》提到的“金牌教师”，尽管认为补习班能发挥他的特长，教出更多的学生，但还是宁可开一个八人小班业余偷偷上课，也不会辞职全心办班赚钱。

    人都是理性动物，之所以大陆教师选择更加保守，大概是因为大陆的补习产业太寒酸，不能给老师以希望、保障和尊重。名角儿岂能一辈子待在草台班子？

    在日本、韩国，还有香港和台湾地区，补习产业之细分和庞大令我们难望项背。大陆城市虽然也能见到一整栋楼贴满补习班招牌，但跟台北的“补习一条街”比起来，还是小打小闹。台北南阳街一带挤满补习学生，“补教界”自成一体，名声赫赫，一家机构几万学生，连片的大楼和园林，校规严谨。在香港，有些补习老师的收入和名气超过明星，甚至因为收藏名包上报纸娱乐版面。在东京和首尔，考大学的孩子无不是下课就进补习班。在港台，补习班广告铺天盖地，争奇斗艳，各家挖空心思，搞噱头，树立品牌。

    补习产业发达，人才自然云集。就好像新东方能吸引最好的英语教师。但补习班在内地却不成规模，不上档次，长期停留在几十个甚至几个学生的“小作坊”时代。

    内地的补习产业幼稚，可能源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社会心态。一方面，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给孩子寻找名师。《中国青年报》提到的那位金牌教师，就是家长们轮番慕名找上门去，缠着要给他当“经纪人”。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乐于附和“不该让孩子补课”，舆论如此统一，以致于报纸上骂补习现象成了政治正确，给补习班做个整版广告却会引来恶评。

    补习班总是背“黑锅”，整个行业遭遇先天阻力，名声不好听，水平上不去，人才不敢来。最终，社会一边唱衰补习班，一边着急上火地找好补习班，等于自己给自己添堵。

    补课到底是不是一种恶？我认为至少它既不违法，也不违背通行的道德。补习班蓬勃兴起，的确是金钱打破了教育平均化，但家长们用行动证明了谁是打破教育平均主义的第一推动力。重视教育的家长无论如何都会争取自家小孩的教育优势。2013年，韩国政府提出新政策给学生减负，一家补习班适时打出广告“其他孩子玩的时候更应该学习”，当年韩国补习班的生源不降反升。

    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当家长们热衷于用金钱为孩子换取知识、资历、管护时，教育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了，战场也许是在昂贵的补习班，或昂贵的私立学校，但并不是补课老师启动了这场战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现实，随着中国社会舆论的成熟和多元化，补习班迟早将被看做三百六十行里的普通一行，不再是投射焦虑情绪的靶子。到那时，以中国市场的体量，必然拥有世界第一的补习产业巨头和明星补习教师，也一定会出现“补习一条街”甚至“补习一座城”。那时，我们将更少听到对补习班的道德评判。或许仍会有很多人不赞同送孩子进补习班，但那时他们将言行一致地选择不送孩子进补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