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见到秦川是3月中旬在“中英第三届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国际论坛”上，作完主旨演讲，她正要去给承办此论坛的企业职工、社区居民和学生做有关实验动物福利常识以及如何善待动物的科普讲座。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主任，在国内外与实验动物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或者交流活动中，常有她的身影。她的成长经历也见证着我国实验动物科学和比较医学的发展。

    网上关于她的资料并不多，多半集中于她曾参与并组织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药物和疫苗研究队伍，被国家授予抗击非典英雄模范勋章。

    其实，秦川利用比较医学、病原学、病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几乎每一种重大病原都进行过系统研究，在禽流感、甲型H1N1、H7N9等突发疫情中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尤其充分发挥了重大传染病实验动物研究平台的作用。

    秦川穿着干练，言语干脆，除了教学与科研，她很多时间里都在为实验动物这门“小学科”奔走，她和少数同行们正试图让更多的人知道其重要性。

    “我们的力量太小，一辈子的时间不够用啊。”尚年轻的秦川半开玩笑，我国实验动物科学尤其是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技术研究的路还长。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实验动物是“无名英雄”。医学科技创新性突破需要临床与基础的结合，其结合点就是实验动物或疾病模型，很多医学创新是通过实验动物作为“载体”来实现整体、系统性研究。

    秦川说，实验动物科学是支撑学科，在默默无闻中为生命科学和医药研究的进步贡献了力量。1980年起，我国开始发展标准化实验动物研究，陆续建立起专业机构和基本技术体系。

    秦川忘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看到国外实验动物研究时的震撼。虽然知道国外发展得很好，“但出去一看，光小白鼠就有三千多种，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动物用于不同的实验研究。”这反衬出当时我国实验动物研究的滞后。

    大学毕业后做病理工作，秦川记得那时就一种小鼠。很多人做实验的时候会发现，实验结果和临床对不上。问题就出在实验动物身上，不同的受试物在不同动物身上反应都不一样，更别说用于人了。

    “我们先是引进了三十多种小鼠，开始告诉大家，动物是有品系的，做什么样的实验要用什么动物。”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拥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和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和分析技术，对生物医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秦川告诉记者，“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基因功能的分析认知方面，要更系统、更有针对性。”

    2003年秦川担任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后，比较医学系也建立起来。“有苗不愁长。通过我们的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对我国医药产业以及食品产业的腾飞起到了支撑。”

    “是学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中英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国际论坛今年是第三届了，英国政府和英国的专家都非常重视，围绕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发展战略性问题和相关技术操作问题给我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很多人都在提3R，没有科学研究，不把基础研究弄懂，谈不上替代。”秦川的话隐约透露出英国人的想法，“这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针对实验动物，3R原则是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人道主义实验原则。3R原则是国际公认的实验动物福利核心内容，即减少（Reduction）实验所需的动物数量、优化（Refinement）现有的实验设计和步骤，以减少对动物的伤害和动物遭受的痛苦，并寻找可替代（Replacement）方法或动物进行科学实验研究，最大限度保证实验动物的康乐（Well-being）。不再利用活体动物进行实验，而是以单细胞生物、微生物或细胞、组织、器官甚至电脑模拟来替代。

    如果没有动物学的实验，细胞学实验就不能成立。英国和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度过这一阶段，他们用了大量动物去做基础化学药品或原材料的实验，动物实验做完然后做细胞学的比对。2013年在英国被用于科学实验的动物共有412万只，主要是大鼠和小鼠。其中大约有一半都是转基因培育的，另一半是未经转基因修改的动物。这些动物中58%被用于基础研究。“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提3R和福利伦理，帮着你建立替代体系，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要买他们的细胞或评价体系？”

    “我国植物药比较多，他们的替代细胞能评价我们的植物吗？同样的药，人高马大的外国人用有效，在我们的肝脏功能、人群体质、饮食特点以及肠道微生物的状态下，就好使吗？”秦川道出了必须发展自己实验动物的原因。

    现在的原料药不像过去都是化学药，生物学的东西很多，肽、细胞、各种因子等的比对都没做多少。因此这方面工作，我国不一定落后，我们也可以带动自己的经济产业的发展。“即便晚几年，可以跟上的，至少不会控制在别人手里。”

    “希望有大药企加入进来”

    从运送实验动物的航空公司被抵制，到使用动物做实验的化妆品被禁止，“动物福利”问题也成为了国际贸易壁垒，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夸张的说，从长远来看，一只小鼠就可能卡住医药乃至食品产业的发展。“包括药物、食物等产品在内，要做安全评价都要用到实验动物。”秦川说。

    国际上对“动物福利”问题历来重视已久。欧盟及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关于“动物福利”的法律出台。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设立动物福利法，颁布动物福利法规最多的国家，拥有先进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管理理念和科技成果。而我国出台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等法规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提倡实验动物福利，将实验动物质量及管理规范化，但与国外立法相比，还不能做到保证有效实施，甚至在动物福利伦理方面有缺失。

    这也对我国相关产业对外的发展形成了阻碍。简单来说，用不符合标准的动物做出来的实验会遭到质疑，就更不用说由此延伸出的产业。而关注此方面的企业却很少。

    在秦川向论坛作的报告中，记者了解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部署相关法律的制定，至今已呼之欲出。而且国内相关的论文、图书、网站以及翻译资料也越来越多，各地方也有自己的管理条例，有些单位从形式上对实验动物的爱护，成为一种文化。

    “但我们的力量太小，一辈子的时间不够用啊。”秦川表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还总要操着产业该如何发展的心。“因为实验动物产业落后，而且我们离不开实验动物，国家对此没有资源的投入，从业者对产业的发展看得也不够清楚。”所以秦川常常告诉从业者应该怎样分工、如何抱团，建立怎样的产业发展模式，“毕竟我们看得更多一些。”

    秦川希望像国外那样，有大的药企参与进来，加大对动物福利伦理方面的投入，“这需要企业家的远见卓识，表面上看是一项公益事业，其实是在促进医药、食品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