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3月05日 星期六
袁亚湘委员:
“两栖”科研人员出国学术交流忒费劲
本报记者 杨 雪

    ■两会声音 

    “我5月初要去巴西,6月要去瑞典,9月还要去以色列,签证都办不过来”。在下午科协小组讨论会间休息时,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委员向科技日报记者吐槽。他说,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开学术会议,可能提前一个月才通知,欧洲、美国等国的科研人员,一本护照“闯天涯”,不必准备太长时间。

    自从国家公职人员护照管理更加严格之后,过去还能用一公一私两本护照同时办理签证来节约时间,现在也不可能了。“私人护照也要打报告、等审批,同样耗时间,而且还不能报销”。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在“飙升”。不少中国学者被当选为国际或地区学术组织的主席和执委。这些学者往往也是国内专业领域的大咖,同时担任科研机构的院长、所长或高校校长、院长等职务。这样的“两栖”身份非常尴尬,在参加纯粹的学术交流需要出国时,不仅受到签证、护照审批等事务的影响,还经常受制于出国次数、天数、人数、国家数等限制。

    袁亚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两年前,作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我国某著名院士到巴西开会,算上时差的话,往返就用了4天,真正参会只有3天左右,然后匆匆忙忙赶了回来。简单限制天数,不考虑国家的远近,不合理。

    “再比如2014年在韩国举办的国际数学大会,4000多人的规模,本来我们单位应该去50多人,最后参会人数是个位数”。这个会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时候,来了5000多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袁亚湘认为,“一个项目出国限5人”的规定对限制行政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公费出国旅游非常有必要,但是科研人员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岂不是和开奥运会,中国只能去5个运动员的性质一样吗?”

    受限于人数,科研人员往往需要自己想办法、找渠道解决差旅费。袁亚湘说,这也是科研经费在审计中常发现违规的原因之一。“给人的印象是科研人员总在乱花国家的钱,其实有时很无奈。”对于袁亚湘这样在国际上担任要职的科研人员,眼下急需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让多重身份的科研人员在学术活动中不被行政的条框束缚。

    “假如一个行政人员去汉堡访问,应该限制他不能顺访至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但学术交流和公务访问的规律不同”。(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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