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北京延庆区的佛爷顶气象站,海拔1224.7米,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气象站。韩文兴21岁开始上山,今年45岁,是在这工作时间最长的测报员,之前十几个除夕都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守候中度过的……
故事
地理上,这里自古是军事要塞;气象上,观测站处在850百帕范围,北京西北上游,对下游北京市的天气预报具有指导意义。
1978年建站以来,佛爷顶站一般只有一名气象员值班,原来一班儿半个月,现在一周一轮换。
韩文兴1992年刚上山的时候,这里是三间平房,木头门窗,更有“鼠胆包天”钻过他被窝、胳肢窝,跑上他头顶的耗子们。他说那是天太冷,耗子没地儿躲了。
“三类艰苦站”名不虚传。夏天打雷,“避雷针尖儿都是通红”。山下看到云,山上就是大雾,潮得只能向电褥子求救。
冬天下大雪就封山。今年1月寒潮来袭,北京市内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低到零下30.1摄氏度。
2003年房屋改造,卧室、客厅、厨房都有了,“看着像小别墅”,但生活用水还得自己从山下拉上来。
之前韩文兴从家骑自行车30-40分钟到山脚下,把车子存在黑峪口老乡家,再从山底下抄小路爬两个多小时上来。后来有了盘山公路,换班儿的时候单位也开始派车接送。
今年是他在站上第24个年头,当年同事口中的“小韩”变成了“韩哥”,现在成了“韩叔”。
责任
“有能见度、温度、风速、风向、地温、降水、气压、积雪……”韩文兴介绍着气象站的观测设备,“后面还有个地基增雪燃烧炉”。
平时就是白天每小时巡视一次,但下雪就要加密发报,夜间23点一次,2点一次,5点、6点、7点、8点,再就是11点、14点、17点、20点,连轴转。
韩文兴说,这工作就是跟阿拉伯数字0到9打交道,“观测数据不能出错,这关系到天气预报是否准确,这责任……重大!”
原来站上的观测靠手抄,用本子记,现在逐步自动化,但是软件、硬件也变复杂了。韩文兴去年大专函授毕业,今年3月开始上大本的函授课,一年两次,一共两年半。
讲究
韩文兴说自己有两个家,家里一个,站上一个,“也是一个人在这儿吃,在这儿睡,跟家一样嘛。过年,家什么样儿,在这儿还是弄得像家似的。”
除夕上午11点,韩文兴贴好福字和对联,又把一个小幅“出门见喜”贴在通向观测台那39级台阶前的石墩上。
“贴完对子放挂鞭”是家里的习俗,但山上树多、草多,又是防火期,怎么办?韩文兴把记者带到了气象站的“烟花爆竹指定燃放场所”——煤棚。
“咱们在屋里放,就算崩得哪都是,着不了火。”韩文兴说。
除夕夜只有几通简短的电话问候,其余就是经常被提醒巡视的闹铃或大风警报压制的电视里的春晚。
夜里单是棉袄加冲锋衣是不够的,出去巡视时间长了就要再披件军大衣。
零点前,韩文兴在山坡上眺望着山下遍地开花的烟火,不知不觉,已经跨年。
平淡
说到对这工作的看法,“就是无聊呗,寂寞呗”,他苦笑着回答。
“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开电视!”他脸上一阵任性的笑,“开了电视就有人说话声儿了。”
天长日久成了习惯,开了电视,他就把自动站的数据和仪器都看一遍。“有雪的时候,6点前就得起来看还下不下,下雪就得发加密报。”
2004年,气象站北面山头上建起了一个森林防火瞭望站,一间两层的小屋,上面睡觉,下面做饭,也是一个人值班。这一来,韩文兴算是有了近邻。
瞭望站没有水,要来气象站这提水上去,两个寂寞的人就借这机会聊上两句。
山上一天两顿饭,采访3天,记者蹭了7顿。还记得第一次下午饭,他炒了两个素菜,“今天吃素,明天吃荤”,说着,他给我盛了一大碗饭,“多吃点儿!吃饱饭,不想家!”他一边说着,还没夹菜,一大口白米饭填进嘴里嚼了起来。
“人多热闹吃饭香,一个人怎么吃都不香。”听闻此言,记者蹭饭的愧疚感锐减。
韩文兴上山以前的厨艺限于热剩饭和煮挂面,20多年下来,不仅炒菜麻利,和面、擀皮儿、包饺子都轻车熟路,“在山上,都得靠自己,学学、做做就会了。”
他说现在有两个年轻同志正在山下培训,等他们上来人就多了。
愧疚
韩文兴31岁结婚时已经是上山后的第十年,当时妻子就知道他这工作的性质,但这些年,一半儿时间都在山上,家里有活儿或者小孩儿生病时帮不上忙,仍是他心里最大的愧疚。
“后悔倒是没后悔,干20多年给这么些个荣誉,再说了能为百姓出行服务,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韩文兴被评为“感动延庆”十大人物,得过“精神文明建设奖”,还是北京市劳模。他说每次得奖,家里都挺高兴的,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家里的一半”。“得了劳模奖章,更得好好干了!”
记者问他准备干到啥时候?他说:“干到干不动为止吧!”(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