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我们也想安静地做些理论研究。但现在我们也必须发声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显得有些憔悴。这两天，她一直忙于组织《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研讨会，呼吁任何认为可以利用野生动物的提议，必须经过严肃调查和严格科学论证。

    26年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终于迎来大修。这份明确提出“保护优先”原则的草案，因依然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并在具体条文中多次提及“利用”，被部分动物保护人士称作“野生动物利用法”。

    为何在时代背景已与80年代大不相同的今天，立法依然沿用“野生动物是一种资源”“保护是为了利用”这一理念？在27日“自然之友”和“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主办的“修订草案专家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指出，这是因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很严重，包袱很沉重”。

    法律的根本功能是调整利益关系，然而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野生动物需求市场的利益结构，并延伸到了立法诉求上。“要正视这种利益结构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事实，但也必须要对这种利益给予必要的限制，并引导其向逐步取消开发利用的方向发展。”周珂说。

    在对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窦树华曾表示，从调研情况看，科学合理的人工繁育和利用可以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减少市场对野外种群的破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莲喜指出，保护野生动物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走极端，立法始终应贯穿实事求是的原则。

    研究动物伦理的郭鹏则指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没有能力建设自然保护区，旧版保护法贯穿了“驯养繁殖以利保护”的思想。然而，她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商业性的人工驯养繁殖并没有实现对野外种群进行保护的目的：黑熊、丹顶鹤和东北虎等人工驯养繁殖的“大户”，野外种群数量近年来仍在迅速下降。因此，如果对野生动物进行商业化利用，应先对其进行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考察和论证，“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如果要利用，就该明确可以利用的情况。”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指出，现有关于利用的条款规定得有些“宽泛”。比如草案明文提出：因“人工繁育”等其他特殊需要，经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可捕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人工繁育、公众展示（演）等其他特殊需要”，经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出售、收购和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他特殊需要”指代含糊，实际上为违法者提供了操作空间。

    利用需要控制，而保护的范围，能否加以扩大？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认为，如果从生物链的角度出发，无论物种的数量是否稀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都具有贡献。而修订草案开篇即明确：“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是指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如果对非濒危物种弃之不顾，整个生态系统都会遭到破坏，那么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又从何谈起？”

    周海翔指出，草案第一次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纳进了立法目的，值得赞许；不过，草案当中的一些具体条文却出现了和这些目的不相吻合的情况，令人担忧。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正在向公众进行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9日。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提出，对整体或者部分条款有重大争议的法律，应让各方声音进行充分表达。“鉴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仍存在这么多争议，建议再增加一轮公开意见征集和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