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

    ②现在的中关村。挣脱原来体制束缚后，科技显示出巨大威力。中关村的新旧对比就很有说服力。

    ③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绘画作品。

    ④著名画家李可染的作品《超弦生万象》，表达自己对理论物理“弦理论”的理解。

    ⑤首位退休院士秦伯益酷爱旅行，退休后遍览名胜古迹，“我很庆幸当年坚持退休”。

    ⑥应本报邀请来华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他悬赏1万美元征集“特异功能”。

    言论，是新闻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在评价一个媒体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在热点话题中所发出的声音，所表达的观点。

    30年来，围绕重大决策部署，我们为科技事业发展而呐喊；围绕重大科技话题，我们为科学技术进步而呐喊；在一次次真伪科学交锋中，我们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而呐喊。

    院所转制中的“深度介入”

    文·本报记者 瞿 剑

    跟下大洋、上珠峰的轰轰烈烈不同，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静悄悄的“革命”》，正是本报打响的媒体报道院所转制第一枪，我很庆幸自己是那个扣动扳机者，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深度介入其中。

    “第一枪”的效应是震荡性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的稿件邀约接踵而至。之后，也许是报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10天内六个一版头条”的频率，推出终获年度中国新闻奖的系列报道，奠定了《科技日报》在这场科技界深刻变革中执新闻舆论牛耳之地位；我本人也跟许多院所长结下笃深的私交，甚至成为他们业余时间研讨聚会的准会员。

    “介入太深了吧？”事实上，这不光是有同行曾经的善意提醒，也是我不时的反躬自省。直至2001年9月。

    彼时，我随全国政协视察团赴重庆考察院所转制情况，发回稿件《科研院所转制重在解决深层矛盾》在一版刊出后，中央在天津部分院所数百名科研人员以联名并合署身份证号的方式上书全国政协，强烈呼吁文中所提院所纳入地方社保政策尽快落地，促成了这一转制中量大面广问题的早日解决。

    我想，科技日报及我本人在这场涉及我国科技力量主要组成部分的身份蜕变中，表现是合格的，即秉持客观而又不失立场，不缺位而又没有越位。

    首倡“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文·本报记者 左朝胜

    1991年5月，我参加广东省的科技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采访了省委书记谢非。谢非主持召开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多次提出各地党政一把手都要抓科技工作。于是，我在报道广东省科技工作会议时，特意写了一个短评，短评的标题就是 “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短评中写到：大量事实说明，“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科技意识。广东省要求各级党政“第一把手”都来抓“第一生产力”，并把这种认识变成行动，把目标变成现实，这无疑是抓到点子上了。

    广东此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紧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和评论。“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在中国不胫而走，在全国形成了“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热潮。

    1995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了“中央要求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要求。

    为重大科技计划鼓与呼

    文·本报记者 张 琦

    1987年，863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当年4月3日，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刊文《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纲要今年开始实施》，为高技术研究计划纲要的实施鼓与呼。指出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经济和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计划的实施将贯彻改革的精神，进行新的管理尝试，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七个技术领域的十几个主要项目将作为研究发展目标。当年9月科报再次刊发《我国高技术计划起步状态良好》一文，持续关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进展。

    30年来，“863”“973”、科技支撑、火炬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设立与实施不仅使我国科技能力显著提升，而且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日报也持续关注这些重大科技计划进展与成就，坚持不懈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鼓与呼。

    为院士制度改革建言献策

    文·本报记者 李大庆

    每次的院士增选都是“热”问题。2007年初，本报特别报道了有关增选规定的变化。中科院规定投票者必须超过全体的1/2，当选者必须得到2/3以上投票人的赞同；而工程院的这两个比例均为2/3。本报就此指出，院士比以前难当了，更突出质量了。之后，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两院分别修改章程，都增加了全体院士终选投票的环节，这也为本报所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的要求。在这之后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本报就院士退休问题做了专题报道，指出社会上虽没有规定院士不用退休，但一些单位却不愿让院士退休，造成社会对院士退休问题的关注。

    2014年8月，中科院公布率先行动计划。本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突出报道：在这一计划中，中科院将进一步推进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改革，健全院士退出制度和退休制度。

    面对院士制度中的种种问题，本报多次发表评论，以促进院士制度的改革。在2011年12月的《打破院士终身制》一文中指出，没有退出机制，就没有危机感，科研做得好坏似乎不再十分重要；在2013年11月发表的《“院士”怎么退休》一文中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需要执行者更为周密的设计来落实。

    勾勒科技的灿烂明天

    文·本报记者 胡唯元

    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到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要目标。这是科技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深刻地影响此后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2003年1月8日，本报刊发《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是本报记者从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获知的消息，并迅速刊发。此后，在规划纲要研究、起草、制定的各个阶段，《科技日报》实现了全进程跟踪、全景式报道。其中，“聚焦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系列报道《交卷倒计时：战略研究破题在即》后来还被有关方面汇编成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所有参与者们不辞辛劳、宵衣旰食，共同勾勒着共和国科学技术的灿烂明天。”这是2004年3月3日《科技日报》刊发的《海纳百川 播种未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现在进行时》文末的一句。这句话反映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报纸发声的出发点和基调。

    发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报强音

    文·本报记者 徐 玢

    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为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古老中国指明了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一家30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科技、中国创新鼓与呼的媒体，我们在第一时间刊发《为发展增添创新驱动力》《战略机遇不容错过》《把握“战略支撑”的新要求》等一组评论员文章，为创新驱动发展发出坚定又睿智的科报强音。

    科技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创新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键。然而，一派兴荣中更需铮铮谏言。当前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要让科技支撑引领中国未来发展，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工作业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党和人民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科技日报一直以来的追求。

    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文·本报记者 杨 雪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在重要文件和会议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忽如一夜春风，万树花开，华夏大地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汹涌而来。我报在1月30日就于头版刊发《总理提出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

    在接踵而至的创新创业热潮中，我报特开辟了“创新工场”“成果交易”等栏目，并围绕“双创”发表《让创新创业成为未来发展新引擎》等多篇评论员文章，不断发出“科报好声音”：通过构建“众创空间”的载体，让创业者的奇思妙想与市场需求充分对接，一定能够激励、促进众多初创企业研发新产品、打造新业态，进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

    文·本报记者 尹传红

    文化的进步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科技已成为当代文化的脊梁。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并没有凸显出其应有的分量。我报在初创时期，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86年1月8日，《中国科技报》（我报原先的名字）登出文化副刊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办文化副刊》，鲜明地提出要“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作为办刊要旨之一。

    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先生读到这个发刊词，对它提出的办刊宗旨深表赞同，给我报来信说：文化副刊要讲科学技术对社会文化的贡献，也要讲社会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并建议：说科学技术是文化，特别要指出基础科学。

    1995年，我报牵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那个时期，围绕我报副刊这一为数不多的科学文化阵地，聚集了一大批有学问、有思想并且文采飞扬的专家、学者和科普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科文交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我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本人正是在大学时代注意到这张报纸的副刊，还有其经常刊载的美国科普巨匠阿西莫夫撰写的科学随笔，深受熏陶激励，才下决心大学毕业后改行投奔此地，并在1991年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阿西莫夫文章的译者，乃是《科技日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前辈。如今他已耄耋之年，而我与之相伴相知24载的《科技日报》，今天也已“三十而立”！

    拨开转基因“雾霾”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诸多传说似乎让“转基因”蒙上了一层魔鬼的面纱，如同让人视线模糊，却又令人同呼吸共命运的“雾霾”。“挺转派”和“反转派”在舆论界喋喋不休，而大众却不知所措。

    2013年1月，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马克·林纳斯转变态度，为曾经的反对转基因行为道歉。我三年来的采访、走访、积累，这个时候被这个导火索一触而发。

    《马克·林纳斯为什么改变了态度？》《转基因和传统杂交是否“同根生”？》《转基因和有机农业哪个更“务实”？》《转基因食品安全究竟有无定论？》《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严在哪里？》《转基因发展不应徘徊》六篇文章一气呵成，2013年2月下旬的一周内，见诸于报端。本系列报道获得2013年度中国新闻奖文字系列二等奖。

    转基因的是非，如同雾霾，让人云里雾里。或许，廓清这迷雾，更需要权威声音、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初生牛犊力反伪科学

    文·本报记者 曹丙利

    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自创刊伊始，《科技日报》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1988年，科技日报社邀请由科学家和魔术师组成的美国“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一行6人，于3月21日至4月3日，在北京、西安、上海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戳穿“伪科学”。代表团成员、魔术师詹姆斯·兰迪拿出1万美金“悬赏”，只要有人能当他们面表演特异功能，就直接把奖金拿走。结果，无人应战。

    相信有很多读者对这件事还会有所印象。那个时期，许多伪科学瞒天过海，喧嚣一时。《科技日报》初生牛犊不怕虎，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与伪科学针锋相对，捍卫科学，捍卫真理。

    上世纪90年代，“水变油”骗局“声势”很大，不少人上当受骗，造成很大损失。对“水变油”骗局，本报从科学角度揭穿其谬误，并旗帜鲜明给予批驳。1995年本报刊发《“用水变油”与经济诈骗》，文中说：“关注‘水变油’的‘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披露的是王洪成用他那永远无法推广的‘真’来毫无节制地进行经济诈骗，他的经济诈骗以及所造成的损失已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2001年2月9日，本报刊发清华大学王蒲生教授《伪科学的基本特征》，对伪科学特点、错误和危害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指出“伪科学, 就是不具备科学品质却自我标榜为科学的非科学。它往往假科学之名, 行危害社会之实”。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在新闻采编和广告审核中，严防有夹杂伪科学的内容，不断重申“筑牢防线”，《科技日报》绝不为伪科学提供传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