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我们报道过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茅以升、钱学森、袁隆平、王选、于敏等科技大家更是被浓墨重彩地书写。通过这些科学家的科研经历，我们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是《科技日报》人物报道的理念。为科学家立传，既是讲述他们的科学贡献，更是大力颂扬他们的科学精神。

    探寻科学家的人生追求

    ——忆采写桥梁专家茅以升

    文·本报记者 郭梅尼

    作为一个记者，在搞人物报道时，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在我60年的记者生涯中，采写人物通讯时，主要是想去探寻人物的人生道路、人生追求。

    记得1985年初，我忙着为《中国科技报》（科技日报前身）筹办创刊时，第一篇报道就是抓住桥梁专家茅以升90寿辰之际，采写一篇他的人物通讯。时间非常紧迫，我看了大量茅老的资料，采访了茅老的秘书、女儿等周围的有关人员，又在茅老家中两次访问了茅老以后，对“建桥”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不，应该说是认识大大升华了。在我的心中，茅老已经不仅仅是个用物质材料修建桥梁的工程技术专家，而是“愿以我身化作桥”默默躬身让千百万人民群众从自己身上走过去，顺利到达理想彼岸的人。基于这个认识，整篇通讯，我没有着力去写茅以升建桥的一些技术过程，而是在通讯一开始便写道：“朋友，您架过桥吗？在您一生中准备架几座桥？国内外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一生架过许许多多的桥，有物质的桥，有精神的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全篇通讯以他在人生道路上架起的三座桥（即三个小标题）：“架起知识的大桥”“架起奋斗的大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反映这位桥梁专家的人生道路。成稿后，送茅老审阅，我刚念了一个标题“人生当架几座桥”，茅老就连连说了三个“好！好！好！”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这七个字，概括了这位桥梁专家一生的奋斗，人生的追求吧！

    王选

    总书记关怀汉字激光照排

    文·本报记者 刘亚东

    2002年2月1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隆重开幕。在王选看来，由江总书记向他颁发这个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科技大奖，既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又有其特殊意义。在这证书的背后，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接到采访任务时，王选院士已经重病在床。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和他的秘书取得联系，并发去一份采访提纲。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两页纸的传真——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王选院士工整、俊秀的字迹，对我的提问做了详细解答。

    王选院士说，1980年2月底，我突出的感受是国家如此支持一项技术上先进、潜力很大，但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形成商品，而且人们普遍不看好的项目，我觉得这是有普遍意义的。江泽民同志在一份报告中陈述的该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优势，后来得到了充分发挥。一个小人物有了初创思想和方案后，在最需要支持和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鼓励和科研条件上的重要支持。

    王选是举世公认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被称为“当代毕昇”。王选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其多项成果都属国内首创并位居国际领先水平。王选主持研制成功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使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时代。

    2002年5月27日，我采写的《总书记的科技情结——江泽民同志关怀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纪事》在本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

    于敏

    土生土长的“氢弹之父”

    文·本报记者 王翰林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没有去过任何其他国家。我的论文不能发表，我的成果不能见报，甚至我的名字都是保密的，这在我们的院士中是不多见的。”在1994年7月29日本报记者采写的《于敏：氢雷掌上鸣》一文中，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对记者这样说。

    于敏是我国核武器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1年至今的40多年中，他一直从事我国核武器的基础理论研究，攻克了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多项关键理论课题，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核武器研制途径。他先后编撰了数十篇、上百万字的讲义和技术报告，包括第一颗氢弹在内的我国进行的30多次核爆炸实验中，有多一半是由他或在他的指导下设计完成的。我国核武器试验以世界上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最少的试验次数和最高的成功率，而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于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告诉本报记者，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要打好基础；二是具有广博的知识；三是要具有开拓创新的活跃思想。他说，要致力于科学，没有献身精神是不行的。于敏说：“人就是要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能为国家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袁隆平

    从不懈怠的“80后”

    文·本报记者 俞慧友

    “我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老百姓对米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但我还是要强调，要有超前忧患意识，提高米质的同时，绝不能放松提高水稻单产量的目标，要继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也只有这样，农民才可以‘曲线致富’。”在近来的数次超级杂交稻及其科研攻关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每次都会向科技日报记者重复这一观点。

    2004年9月，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利用事业四十年之际，本报连续三天在一版头条刊发《人类反饥饿史上光辉的一页》长篇报道，独家记录了四十年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长期艰辛卓越的杂交稻科研攻关历程。

    为提高水稻单产量，“80后”袁隆平从不懈怠。他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在自己“90前”，将努力率团队实现超级稻百亩片亩产1000公斤攻关目标。同时，他又着手布局超级稻万亩片亩产攻关，并拟发起第五期超级稻百亩片16吨/公顷目标攻关……

    在他看来，提高水稻大面积单产量的研究，不能止步。“我相信，现在的中国不会给世界粮食带来危机，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但我们不会因此放松‘警惕’。高产不仅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反饥饿，它还能帮助我们的农民真正致富。粮食作物单产提高后，在保证粮食总产量的同时，他们才有多余的地去种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以实现他们自身的富裕。”袁隆平说。赤子之心，他的考虑，永远如此“现实”。

    钱学森

    大师稀缺时代的“孤本”

    文·本报记者 陈 磊

    2009年11月1日，北京20年来最早的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清晨，我走向阜成路8号院，冷冰冰的雪花，带着浓浓的悲伤，淅淅沥沥落在我身上。

    他，钱学森，10月31日在医院安静地走了。

    一个月前，我踏进这栋普通红砖旧房时，主人还戴着眼镜，在床榻上翻阅《科技日报》等报纸。可是，这位老人还没来得及在12月过98岁生日，就已驾鹤西去。

    从2007年，我就开始采访钱老的家人、同事及朋友，梳理他的言谈思想，追寻他的人生轨迹。陆陆续续几年间，我写出了《钱学森的百年人生》《创新型人才是怎样炼成的》等20余篇稿件，将他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生，给予了新的解读。

    钱老是极有个性之人，其学风和人品，仿若当代学术界的一面反光镜。在科学精神渐行渐远的时代，他总是逆向而行。

    头衔官位，某些科技人员趋之若鹜，钱老却唯恐避之不及。他年富力强时，喜欢当“副职”，专心技术科研；退休后，辞职成为“新常态”，辞掉头衔达30多个。当教授院士成为“空中飞人”、热衷出没名利场时，钱老谢绝了科研之外的一切应酬活动，不接受吃请，不参加 “应景”活动和成果鉴定，身居斗室50载，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待名利，处之淡然；面对科研，却求真务实、严谨之至。

    德建名立。当读懂钱学森的品格之后，就不难理解，在科学大师稀缺的年代，他为何成为难以复制的孤本。

    施一公

    科研要有协作和担当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施一公，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2013年12月19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业界称他是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以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手段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

    施一公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08年回国后，他推动了我国在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相关领域的整体发展：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被他引进到清华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多达70余名。

    2014年6月，施一公团队让人们首次清楚地看到老年痴呆症的致病蛋白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长成什么样”。有生以来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施一公，骄傲地把在场的所有团队成员一一介绍给媒体，这是比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更让他珍视的“作品”。在他看来，科研的态度就是坚持、协作和担当。“我毫不怀疑这些年轻的学生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施一公说。

    2015年8月23日，本报记者再次采访到这位学术界的“大牛”，第二天本报以《四个人的团队和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为题，报道了施一公这个“65后”加三个“85后”，再次取得科研上的重大突破。这一次，世界顶级期刊《科学》同时在线发表了施一公研究组的两篇论文，让人类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向前迈进一大步，引起全球生物界的轰动。

    屠呦呦

    一个执着而低调的老人

    文·本报记者 罗朝淑

    无论是获得2011年美国拉斯克奖还是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耄耋之年的屠呦呦都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她极少出席各种庆典活动，一般也不接受媒体专访。有人说她不谙处世之道，对此她也并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心心念念的都是她的青蒿素。

    除了低调，她还很执着。在同事们眼中，年轻时的屠呦呦不苟言笑但却异常勤奋。在科研上，她孜孜以求，有着超越常人的执着和坚韧。虽然历经了190次的失败，她却坚定地选择了继续实验；即使在实验中患上了中毒性肝炎，她依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正是靠着这份执着和坚守，她成功地把青蒿素献给了世界，挽救了数以亿计的生命。

    她的低调给媒体的采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当我接到对她进行专访的通知，经多方渠道联系无果后，在某天晚上冒着重度雾霾，和同事一起拎着水果，惶惶然叩开了她家的大门，她的老伴温和地婉拒了我们的请求。她的邻居告诉我们，曾经有位记者想要采访屠老，在她们小区足足蹲守了半个多月，最终还是没能采访到她。对于这样一位恪守低调的老人，媒体不忍心苛责，大多选择了理解和尊重。本报2015年10月8日刊发《“暴风眼”中，她为何如此淡定？》，以及2015年12月11日刊发的《四十六年坚守，她赢得了世界喝彩》等文中，都记录了屠呦呦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诺贝尔奖得主

    与《科技日报》

    文·本报记者 华 凌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科技日报》近十年来采写诺贝尔奖得主约20位，其中挥笔题词的有8位。迄今为止，恐怕本报是诺主题词最多的中国媒体。

    本报无论驻外还是国内记者，始终都在及时全方位追踪报道诺奖得主。上世纪末，针对国内知识分子经商颇具争议现象，本报驻美记者刘亚东率先采访杨振宁，刊出《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专文；本世纪初，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被任命为美国能源部部长，本报驻联合国记者王俊鸣对其新锐视野进行专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本报国际部整版详实报道了五位出席“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诺主，分别从基础科研、创新能力、成功要素、科学诚信和如何成才等呈现精辟见解，还请他们为中国年轻科研工作者写下寄语。

    诚然，亲睹这些大师风采及直接对话并非易事。2015年11月5日本报一版头条刊出本报记者专访诺主安德烈·海姆《“中国正引领石墨烯商业化”》一文，给予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极大肯定。当时这位诺主来华只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其他各大媒体记者眼睁睁看着诺主跟笔者用英语促膝畅谈而抱憾离去。笔者在半年前即为此做足准备。

    犹如群星闪耀，阿龙·西查诺瓦、路易斯·伊格纳罗、保罗·纳斯……大师们藉以科技日报这个科普大平台，以前瞻性视角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尤其在广大读者中普及科学理念和知识，激发更多的人痴迷科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带来福祉！